关于财政问题，最近有三条消息值得关注。
1、2022年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
从各省份发布的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报告来看，已有超过25个省份公布了去年减税降费“成绩单”，其中，广东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400亿元，位居首位。
案例：2021年厦门恒兴集团旗下冶金矿产、商业贸易、民办教育、文化旅游等产业享受包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生活性服务业加计抵减政策、社保费优惠等10余项减税降费政策，合计享受各类税费优惠达2600万余元。
18日，发改委等14部门（43条措施）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发改委等12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包括财政税费政策、金融信贷政策、保供稳价政策、投资和外贸外资政策、用地用能和环境政策等五方面18项内容。
周天勇教授建议2022年减税降费2万亿为妥。官方预计1.2-1.4万亿。
2、财政部长发文、参加新闻发布会表态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在去年1.1万亿元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今年将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市场主体将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二是保持适当支出强度。财政部将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尽快解决。
三是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债在今年1月份发行进度明显快于去年同期。去年底已提前下达了1.46万亿元，1月份完成发行4844亿元，占提前下达限额的1/3，全部用于交通、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点领域。
四是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将会有较大幅度增长，继续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各省上缴中央税收排行榜
苏州净上缴中央税收达到1505.9亿元，虽然与北上广深存在差距，但是也力压成都、杭州，为全国第五。
长沙净上缴税收超过了南京，达到914.1亿元，让郑州、无锡、宁波等同级别城市很尴尬。
惠州竟然上榜，要知道惠州的经济总量仅仅4221.79亿元，处于全国第54。
石家庄赫然在目，而GDP远超石家庄的武汉、济南、合肥、苏州、重庆、唐山反而看不到踪影，石家庄的税负太重了。
北方省份拿出的净上缴，仅占全国总额的19.76%，而南方省份的贡献超过了80%。
五是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我在此提几个建议：
第一，行政如治家。要消费不要浪费。在一个家庭中，就是如此。该花的钱就花，该节约的就节约。比如，洗衣机到时间了，就应该换。
第二，形成一个节约的自动机制。比如，宾馆房间都有房卡，拔卡停电，自然而然就节约用电了。有的宾馆又多了一个取电卡，结果出门时反而把房卡忘记在房间。
第三，该办的会议、论坛、培训，还是要办的，尽量采用视频方式。我们全国统计系统采用视频方式请中央党校专家讲党史，效果很好。
第四，千方百计鼓励“私款旅游”。目前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物报销制度非常严格，这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出差+双休+请假旅游”结合起来，就可以拉动当地的旅游消费支出。比如，笔者周五在成都开会，财务报销的规定是周四至周六三天的费用。但是，如果笔者周日晚上回来，周六晚上、周日一天的费用自己出，不就可以既不多花公家一分钱，又扩大成都的旅游吗？如果有五天的带薪休假，就可以在四川呆上8天。
六是严肃财经纪律。
3、帮助基层财政脱困。
2月17日，财政部召开视频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县区财政平稳运行工作。强调各级财政部门要把保障县区财政平稳运行作为今年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强组织领导，紧扣地方实际，聚焦问题精准发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为稳定宏观经济、保障国泰民安出力。
今年1月，《财政监督》来了约稿，谈百年财政经验。文章发表了，网上还没有电子版。以下是原汁原味的初稿：
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界对中国财政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公共财政？认为国家财政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一种财政形态，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一种财政形态。在2013年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此相似，在统计领域，称为“现代统计制度”。
其实，中国百年的财政形态有战争财政、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现代财政，是建党、建国以来财政分配形式的不同表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中期，以及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财政必然会经历这些形式。而这些财政的核心都是“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人民财政”。
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
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财政史，也充分体现了这十大经验。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财政事业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的财政事业，就是人民的财政事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是基本的思想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古代民本经济观历史超越和时代升华的最鲜明体现。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中国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富民、养民为基础。
怎么处理国家财政与民众的关系？《论语》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何不）彻（十分之一）乎！”曰：“二（十分之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是反对重税的代表性人物，极力主张轻徭薄赋。
在回答弟子子贡关于如何处理政事的问题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在民食与军备之间，孔子是将民食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其次才谈得到保证军备需要。而当时的传统观点则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证军备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应该是财政的基本原则。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孔子早年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是分不开的。
其次，即使是战争年代，财政也不能影响经济的发展。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该文后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历来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还指出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是：“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用发展经济而不是用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困难，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在报告中，将“边区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个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则是政府与军队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而“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曰军民兼顾。”他明确指出公私兼顾也可以说是军民兼顾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党员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三，每一位财政工作者都要把“人民”二字放在心里。
在中国共产党的财政实践中，时刻不能忘记“人民”这两个字。老一辈革命家做出了榜样。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财政的人民性，指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财政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作用，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
李先念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出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即省长）等职务。李先念在湖北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全省乡村建立了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进展顺利，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经济恢复得也很快。这些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
1954年到1980年，李先念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期间他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当了26年的共和国“财务大管家”。
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丰富的财政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认准了一个字：学。
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马恩列斯毛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
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十分尊重，对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也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李先念还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财政部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加上他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
李先念虽然手握国家财政大权，但是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孩子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他给孩子在为人处世还是穿着上面都规定了一个标准。当上国家财政部长后，他更是规定孩子们不能经商。
第四，大建设与大财政更要“以人民为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财政的本质内涵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江泽民同志指出，“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
胡锦涛同志指出，财税工作是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里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宏观调控意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科学总结并进一步深化了对财政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重要论断。
对新时代新要求，特别是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定位，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坚持以国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国家是财政的主体，财政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政定位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进一步深化了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强调将人民主体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国家主体性就是人民主体性，二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特征，也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财政“以人民为中心”，更要具体到“以中小微企业为中心”。2021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些对策体现了“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是人民财政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