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 2021-12-07 14:57刊发文章《武汉89岁教授状告知名网站获赔70多万》。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赵德馨教授，1998年退休后笔耕不辍，2018年获得第二届“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鲜为人知的是，老人对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论文打起了官司且全部胜诉，累计获赔70多万元。

12月10日晚，中国知网发布《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表示向赵德馨教授道歉。

很快#中国知网道歉#和#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道歉#两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和第二位。

12月10日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9岁退休教授赵德馨就中国知网发布的《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这个问题本身，他已经道歉了，态度还是可以的。”

“态度还算可以，但具体怎么做，我们还不太清楚。”12月10日晚，赵德馨教授弟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73岁退休教授苏少之就中国知网发布的《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说明里的话很笼统，起诉的作者获赔了，可其他作者的稿酬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

有媒体采访我时，我说：在互联网时代，希望在论文搜索平台——杂志社——作者之间建立友好型利益分配关系。电子杂志已经非常方便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和两位老教授是同事。

我的感叹是：研究历史，就是认真执着。两位老先生研究经济史，我研究其中的财政史。1984年就与他们一起研究新中国经济史。

到现在，在校园散步，遇到白发苍苍的赵德馨教授，会停下来聊两句。

赵教授总是说：小叶，你的公车改革建议很不错，一年节约1000亿元。你发的东西我都看了，正能量。我连忙说：不要耽误你的时间。

赵德馨教授，1951年毕业于中原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系，留校任教。1953-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和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教授。毕业后回校任教。

主要贡献：《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日本雄浑社1971年出版日文本，美国东西中心1969出版英文节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49-1991）；《中国经济史辞典》；《财经大辞典·经济史编》；《湖北省志·工业志稿》；《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楚国的货币》；《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张之洞全集》等。

另有经济学、历史学、方志学论文100余篇。

最牛的是，硕士一毕业就写教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

“新三届”（1977、78、79年上大学）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大学生选专业的次序是：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最后才是经济学。成名成家的思想严重。

我是1978年考上大专，1979年考上大学，在福建省建阳一中当年10位考上文科本科的学生中，我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厦门大学政治系是不可能了。就报了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专业（公车改革的基础）。现在，经济学大热。

1982年10月，在沙市市财政局毕业实习，跟着师傅到企业转，开会，觉得当官没有意思，还是当大学老师好。于是在1983年考上本校硕士。

在面试时，何盛明老师、梁尚敏老师就要我留校研究财政史，正合吾意。满口答应。

1984年，赵德馨教授获得一个国家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各专业的史学老师都要参与，写作部门史。三大产品：大事记、史料长编、史稿。

参加这个课题组，使我的研究工作有了好的起点。

放眼望去，史学家大多是观点鲜明，以史为据，认真执着，无错不改。

赵德馨教授就是明例。我还想举一个影响“取消农业税决定”的案例。这记录在我的《代表谈财政》一书中。

2003年3月6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了全国人代会湖北团。

代表说完了，一般会留出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让中央领导做指示。温家宝副总理除了说湖北的工作有成绩之外，重点说到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其中，他朝分坐左右两边的书记、省长问道：你们湖北不是有张居正吗？他不就说过，农业税越改，农民负担越重吗……省长书记连忙点头称是。

我是研究中国财政史的。

我一听到温家宝副总理这么问，我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坏了，说税制越改农民负担越重的，不是明朝中期的张居正，而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我当时坐在左侧的第二排，离温家宝副总理有5-8米之遥，我轻声说：“是黄宗羲，不是张居正”。不知道是想起来，还是听到我的提示，他立刻说：“不对，是黄宗羲，是‘黄宗羲定律’”。他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没有3月8日晚上《中国青年报》的活动，这件事可能也就这么过去了。碰巧的是，6日下午也在场的《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尧8日傍晚派车接我到“中青在线”做有关税收方面的网民访谈。路上他问我：6日下午温总理说的“黄宗羲定律”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这个“财政史学者”就有了用武之地。

“黄宗羲定律”是由现代学者秦晖在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的定律。用学术的语言来说，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王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懂非懂。但是，他在车上就表示，这是一个好题目，晚上加班写这个稿子。我对他的表态表示质疑：记者不是什么东西都懂吧。

稿子出来以后，我立马给王尧打电话，并提出一个“非分”的想法：我要见秦晖教授！王尧一听，立刻同意。持续报道是一种好方式。研究财政史的代表要与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学者见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新闻题材啊！

在2003年3月11日晚上，天下着小雨，我、王尧、一名多次获奖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来到了秦晖先生位于蓝旗营的寓所，讨教了一系列问题。他那很有气质的美丽太太在门边静静地听着。在1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这次拜访的全部内容：《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把农民当公民看：拜访“黄宗羲定律”》。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记者王尧）关注当前农村税费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昨天和今天两度登门拜访了“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两人就农村问题进行了交流。

叶青代表说：“3月6日，温家宝副总理到我们湖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我知道，‘黄宗羲定律’的提出跟你（您）有关。”

秦晖教授说：“虽然我认为学者在乎的应该是学术界的评价，但是看到自己的想法能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也很欣慰。”

关于“黄宗羲定律”，秦晖说：“其实在我之前，已有史学家注意到了这个规律——历史上每次进行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再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再改，再上涨。1997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黄宗羲定律’，现在似乎很多学者和官员都认可了这个概念。”

叶青代表介绍：“温家宝副总理还问是否有来自监利县的人大代表；税费改革后，那里的农民负担是否降下来了。”

监利是湖北省的产粮大县，这里有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曾上书国务院领导，说了让很多农村问题研究者过目不忘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叶青说。

秦晖说：“我认识李昌平。他后来辞职辗转到了北京。其实，他说的不仅仅是监利县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农民的税费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像现代的‘农民负担卡’这些做法，历史上都试验过。”

41岁的叶青代表，是研究中外财政史的专家。他说：“历史上官方向农民征税，曾有‘上取其一，下取其十’的说法。上级政府要收一个银元的税，底层官吏就敢向农民收十个，留九个自己用。”

秦晖说：“近年来，我多次指导学生到农村进行农民负担问题走向的社会调查，从最基层了解到了一些农民负担的现状。”

某地一个镇长说，过去农民抗税，我们可以叫警察来管；但是农民不交费，我们不能叫警察。现在一并税，我们都可以叫警察了。“如果并税除费的出发点被基层理解为可以叫警察来管，那就很麻烦了。”秦晖说。

秦晖认为，解决农村税费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改革乡镇体制。乡镇不能再养那么多人。乡镇工作人员之所以膨胀，与乡镇干部的子女就业有关。实践表明，这个问题能够解决。

叶青代表说：“有很多代表呼吁，要求减免农业税。因为这个税占国家收入的比重不大，收税成本又很高。”

秦晖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也不必特别规定农民不缴税，农业税也不必减免，只要城乡一视同仁，把农民身上的‘身份性贡赋’免了就行。历史上还有15岁以下、60岁以上不征税之说。现在，一些农村税征到了100岁，某地竟逼一个百余岁的老人缴税，真是滑稽。”

叶青代表说：“目前在选全国人大代表时，24万城里人给一个代表名额，96万农民给一个。有人说，4个农村人顶1个城里人。”

秦晖说：“我了解到，这种分配模式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把农民当公民看。”

又是“追踪”，又是“拜访”，经过我们三人的共同努力，减轻农民负担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热点之一。

从2004年开始，吉林、黑龙江8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征了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区降低农业税税率三个百分点，其他地方降低农业税税率一个百分点。

2005年，全国有28个省份全面免征了农业税，河北、山东、云南也按中央要求将农业税税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中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全面取消农业税表明中国在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每一件大的改革，都有史学家的身影。

公车改革是我的得意之作。我经常说：公车改革有十大原因，其中之一是，我是研究历史的，要把自己写进历史。

多一个“叶车改”比多一个“叶副局长”有意义。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使人骨头硬。我也形成了“竭诚尽智，无错不改，不受不休”的做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