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文章《“自行车优先”还需补齐短板》提及，自行车“也让街边的小店有了人气”，说的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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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说：
独有的“自行车优先”标识、专属骑行者的“左转绿灯”、拓宽1米的自行车道……北京二环辅路慢行系统优化改造完成，很多人都感受到了绿色出行的新变化，骑行更加舒适放心，也折射出北京慢行系统从“有”到“优”的转变。
2020年印发的《北京市城市慢行交通品质提升工作方案》确定“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理念，首次将“慢行”放在交通发展理念的首位。倡导慢行的绿色出行方式，既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节能减排，也让街边的小店有了人气。
很多困扰骑行的“短板”也亟待补齐。首先，骑行秩序要“清爽”。各种交通违章行为让骑车人难免望而生畏。其次，要做好路权管理的“平衡”。一方面，自行车的路权要保障。另一方面，还要保障好机动车的路权。
看来自行车不仅可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还可以帮助实体经济。
北京的自行车有两个特点：
一是自行车专用道。
2019年6月之前，北京首条自行车道正式通车，这条通道有着很先进潮汐车道。正是由于有潮汐车道，高峰期的承载力变强。
北京首条自行车道在交通上的作用非常大，堪比又建设了一条北京地铁13号线。对于北京市昌平区南部人口密集区的通勤，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
北京第一条自行车专用道的地图如下所示：
二是自行车脚踏。
北京2019年完成450公里市管道路慢行系统治理，包括赵登禹路等100条道路。此外，目前已在79处路口设置驻足脚踏板，方便骑行者等信号灯时踏脚休息。但是，腿长的人一般不用。
自行车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体育意义。
由于我搞公车改革，特别注意《习近平在正定》中与自行车、公车有关的内容。
《习近平的自行车载过谁？》是一篇专门分析自行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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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到正定任职，特意从北京托运来了一辆老式的二八自行车。
县委办公室曾经给他一张自行车票，他不要，特定从北京拿回来一辆自行车。
他经常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很有道理。我也是不断建议“3510”：3公里走路，5公里自行车，10公里开车或者坐地铁。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习近平觉得：“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就像现在骑自行车可以给小店带来人气一样。
他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在正定短短3年内，习近平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
现在，让一位县委书记骑自行车跑遍全县，可能吗？我的公车改革，县长、县委书记是一个重要的反对力量。中央财经大学我的一位湖北籍师弟在深圳办公司，在全国有项目。每当他在一个县城自我介绍是湖北孝感人，对方就会怪怪地问：你们湖北有一个搞公车改革的叶青……这位师弟非常奇怪，前些年终于在武汉见到了我。
一次，习近平到永安乡三角村调研。有个60岁上下的老太太在路边坐着，一脸苦相。他当时就下了自行车，俯下身来和她打招呼。旁边有村民说：“这老太太，无儿无女，身体也不好，生活可苦啦。”他当时就从身上掏出20块钱交到老太太手里。这20块钱，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习近平作为县委书记的工资是50块钱左右，却能拿出小半个月的工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太太。
习近平自己经常骑自行车，却把县委那辆仅有的吉普车安排给老干部使用。他还常常利用节假日，不带县委办公室的人，一个人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老干部家里走访、看望，拉家常、谈问题。
习近平还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他说：“记者时间紧、任务重，跑的地方多，跑的路也远，而且他们又不认识路，汽车一定要优先给记者用。”而他自己则骑自行车外出。晚上，他还经常到招待所看望记者，嘘寒问暖，听取意见。
正定县塔元庄村边有条滹沱河，当时也没有桥，河里都是泥沙，他到村里来调研的时候，骑自行车过不去河，推着也走不动，他就把自行车扛起来过河。
据公开报道，他的自行车还载过他的秘书。
“武夷”牌自行车
1985年，习近平到厦门担任副市长。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当时的秘书王太兴，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王太兴觉得，这个副市长真是没一点儿架子。
这是一篇集中谈习近平与自行车的文章。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