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副处长变身‘外卖小哥’累瘫街头”的新闻刷爆网络。
我觉得，这是干部“换位思考+暗访体验，是学党史、办实事的真实体现。
管理平台的官员，亲身经历快递小哥的不易，感叹“赚钱太难”，确实是一件好事。作为消费者（下单者）与管理部门干部，只有亲身经历外卖的过程，才能够对外卖的平台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知道问题的难点在哪里？应该怎么去处理？
同时，这是一个绝好的暗访的机会，平时在座谈会上只能听一些表面上的问题，掌握不了第一手资料。现在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外卖小哥的不易。
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参加了武汉电视台的活动：挑战12小时，我作为公车改革倡导者被邀请。在师傅的培训之后，上岗一天，与乘客对话，被小孩批评开车技术不好；大桥上违规压线……感受到的哥不易。最后跟在后车的师傅说，你这一天，加气，份子钱，加上罚款，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要倒贴200。
以下是新华网的报道：
2014年12月15日，经过多次的遴选和面谈，“给文明加油”大型公益活动主办方公布了参加“今天我当班——挑战出租车12小时”比赛活动的三位挑战者名单。
他们分别是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倡导公车改革第一人叶青，周黑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汉武，硚口交管大队一中队女交警方园。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这三名挑战者分别来自学界、商界和警界，在各自领域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也具备一定的社会代表性。同时，三位挑战者都是公益事业的热心参与者，身体状况良好，能够熟练操控手动挡出租车。
接下来，这三位挑战者将在一周的时间内接受大通出租车公司的系统岗前培训和武汉市交管局组织的交通法规培训，还将重新参加科目二、科目三驾考，进一步强化安全驾驶和文明驾驶习惯。在此期间，由市客管处安排的三位星级出租车司机还将对三名挑战者进行一对一的上路实训，教会他们出租车营运的相关技巧。
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次换位体验真人秀竞赛活动，让广大市民了解出租车司机工作的艰辛，倡导乘车文明，呼吁社会关爱，为出租车司机提供一个友善的社会氛围，共同扮亮“城市的流动窗口”。
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瑟瑟的寒风中，我开了一天的出租车。得出的结论就是，当出租车司机太辛苦了，忙活一天，可能还不够交200多元份子钱与加气费。我的师傅对我说：算上加气、修车、罚单、份子钱等，你还要倒贴一百多块。
此后，我一直呼吁取消份子钱，用互联网管理出租车。点击（环球时报：破出租车难题，可参考“襄阳模式” 叶青2015年01月15日09:05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GH7G
过去几天，全国多地出租车司机在“专车”软件与高额“份子钱”的双重压力下选择罢运，规模“堪称有史以来最大”。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再生产由四个环节组成：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现在，生产和流通的扩大已不成问题，消费是个人行为，政府有时真无可奈何，最难的莫过于理顺分配关系。当今中国，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分配不公的制度与规则。最近受到热议的出租车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首先，出租车公司“份子钱”制度杀伤力太大。早在笔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就多次谈到出租车公司改革问题。不论你今天心情如何，身体如何，“份子钱”是不能饶的。但对出租车公司来说，其成本回收非常简单，就是确定每辆出租车的“份子钱”。“份子钱”使得出租车司机成为很无奈的职业，没有基本工资、没有津贴、没有奖金，极为辛苦。
其次，出租车公司只赚不赔的“铁律”造就了一个特殊行业。办出租车公司，与办一般公司的经营规则大不一样。想办法多拿经营牌照，招聘司机，认车不认人，有车就有“份子钱”，其他就不用多考虑了。这不仅使得出租车公司只赚不赔，而且把风险都转嫁到出租车司机身上。因此，仅仅降低“份子钱”，而不改革出租车运营体制，是治标不治本的。
第三，消费者的选择权得不到保障。很多人认为，“专车是一条大大的鲶鱼”。确实如此，当人们挤不上公交车，打不到普通出租车的时候，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各种“专车”。半年前在与“滴滴打车”等公司交流时，笔者提出“专车”与车改并行，填补公车制度退出的空缺。没有想到仅半年的时间，“专车”的市场需求如此之大，公务、商务、私人出行等激发了“专车”市场。我们说，出租车是公共交通的一部分，而“专车”又是出租车市场新的补充力量。
对我国出租车行业的痼疾，大家的不满由来已久，此次一方面借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另一方面携“专车”的冲击，再次讨论出租车体制改革，其背景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出租车体制改革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不论怎么改，新的出租车管理体制要让管理公司、司机、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要形成一种风险共担机制。现在这种只有出租车公司获利，其他方面受损的模式是不合理的。
作为例子，笔者所在的湖北就有“襄阳模式”颇值得称道。襄阳市在出租车驾驶员的管理上，彻底改变挂靠、承包的传统做法，实行员工制管理。出租车由公交出租车公司统一购买、统一经营，对驾驶员进行公开招聘并签订劳动合同，驾驶员是名副其实的公司员工。同时实行工资式待遇。对招聘的出租车驾驶员按照考核业绩发放工资，并同步落实“五险一金”，保障出租车驾驶员权益。针对出租车经营特点，制定了工资分配、安全管理、营运服务、车辆技术、员工管理等工作制度，将其工资收入与个人出勤、服务质量、安全状况、营运收入、燃料消耗、车辆维修和社会评价挂钩，考核兑现。这符合国际惯例，适应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方向。
这篇文章吸引了央视《经济半小时》、《南方周末》记者到襄阳、武汉的采访，自然少不了对我的采访。
2015年10月22日的《人民政协报》刊登了我的文章：《让“互联网+出行”尽快落地》。其中提到，“国庆黄金周刚结束，‘专车’成为一个热词。在10月8日举行的约租车模式上海创新与实践论坛上，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宣布，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全国第一个‘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这是专车在中国诞生一年多以来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专车有望走向‘合法’。两日之后，10月10日下午，交通运输部对外公布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两者不仅内容上下呼应，而且让人感到是将上海的尝试推向全国”。这个目标在2016年7月28日下午终于实现了。
我是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老会员。我每年提的建议（信息）很多，但是，获奖的不多。而《分配制度是出租车改革的关键》这篇信息，居然被民进中央评为2015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二等奖。让我好激动，好激动。可能民进中央领导也意识到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学党史，办实事。就应该像这位干部，深入到服务对象中，找到改革的关键点。武汉儿童医院的50多位医生，隐瞒身份，陪患者看病，找出许多可以改进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