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抗疫的特殊时期，如何了解社情民意、按照民意的要求制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口号，非常重要。

一旦管理层做出的决策、喊出的口号，不符合民意，那就会引起极大的舆情。武汉的疫情与舆情比翼齐飞，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了解社情民意至关重要。

笔者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过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是湖北省政协常委，在2000-2017年担任湖北省民进副主委期间，分管参政议政工作。开展过调查研究，也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参与过无数的调查研究。深知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决策的重要性，也知道很多调查研究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过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在大多数情况下，暗访是非常有效的，而明察的效率是极低的，甚至是走过场，是一种形式主义。

因此，我结合自己的做法，建议采用调查的“五步法”。以暗访为主，以明察为辅。

以此次在武汉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为例。

第一步：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目前武汉市市民最大的关注点是什么，通过排序可以知道武汉市民的关注点的先后秩序。

第二步：公布武汉抗疫问题投诉的电子邮箱与纸质邮箱。防止有的市民不会用电子邮箱，集中分析市民纸质和电子投诉。

此次武汉抗疫，笔者提了20多条建议，通过四个渠道递交：省民进、民进中央（我是特约研究员）、省政协APP、微信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其中有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反映）。

通过以上两步，基本上可以了解市民的呼声、市民的诉求，以及武汉各级干部存在的具体问题。

第三步：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对已经掌握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核实。邀请不同类型的人员参加不同的座谈会，比如，普通市民、企业家、网络人士、机关干部等，每次座谈会不超过10人，保证每个人有20分钟的发言时间。

这一步的成败，关键在于本地干部回避制。即座谈会只有中央指导组、座谈会发言者参加，武汉市的干部、湖北省的干部，一律不要参加，以免事后有人打击报复。

第四步：要求武汉市政府写出有关方面情况的书面报告。中央指导组结合以上步骤掌握的实际情况，对书面报告的内容进行核实。最终判断政府方面报告的可信度，比如90分、85分。

第五步：召开只有地方干部参加的情况比对会。中央指导组带着问题对干部提出需要地方干部回答的问题。

这样，中央指导组才能够了解目前武汉的全面情况，而不至于偏听偏信，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策。

同理，武汉市委班子要了解本地情况，也可以采用这五步法。只是在参加座谈会时，只能是市委常委一级的人员才能够参加。这样就可以了解市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看看市民的想法与领导的想法，是不是一致？差别在哪里？能不能找到共同点。

如果市委领导不注意了解市民在想什么，就会提出市民不希望的口号与目标，就会导致很大的舆情。

一把手的看家本领是会调查研究，直接听市民的意见，而不是部下加工后的意见。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在福建省新泉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整训。白天，毛泽东主持座谈会，深入连队和农村搞调查研究；晚上，奋笔疾书，在一盏瓷油灯微弱的亮光下，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初稿，即古田会议决议草案的初稿，其内容主要源自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重要著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现在，还要加一条：没有调查，不要随便提口号。

我们不希望看到，几部电视台摄像机拍着、一大群干部围着、几个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说着“很好、很好”。而市民最真实的想法只能通过“汉骂”“汉喊”才能够得到反映，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过去，很多市委书记的做法是，早晚散步，遇到市民就聊天，问这问那，了解一大堆的问题。

希望现在能够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