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短房

　　去年底以来，中国社会究竟是“消费降级”还是“消费升级”成为公众和专家讨论的热点。曾经还是“高大上”技术的智能化便携电子产品，如今已近乎人手一台甚至多台，而曾经被认为“可有可无”的商业健康保险、洗牙种牙、化妆美容，如今已被许多年轻人视作“刚需”。

　　很显然，“消费升级”是当代社会的主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基础和保证。当前中国进行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之一的需求侧发生了变化，所以供给侧也需要相应调整。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仍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发达国家经历的情况看，几乎每一次消费升级，都有一次消费金融繁荣为之提供有力的支撑。

　　数据显示，在1920年代后期的美国，80%—90%的家具、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18%—25%的珠宝、75%的收音机和80%的留声机，都能使用分期付款。从1964年到2017年，美国金融服务消费占比从2.0%持续上升至5.1%。在此期间，住房和公用事业消费、医疗和教育消费均快速上升，法律服务消费先升后稳，尽管餐饮消费占比先升后降，但住宿和宠物消费占比持续提升，这些都是典型的消费升级特征。居民消费升级的规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消费升级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启示价值。

　　美国的历次消费大发展，都伴随着消费金融的助力，消费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较快提升消费能力，尤其是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这也是全球范围内应用比较多的提振消费手段。以信用卡为例，第一张信用卡“大莱卡”在美国诞生还不到60年，但信用卡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主要的零售支付工具。目前，中国的信用卡普及度仍然较低，人均为0.31张，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也许，正因为信用卡等传统银行金融服务方式不到位，近些年互联网金融等消费金融在中国才能蓬勃兴起。

　　在美国和加拿大，助力消费升级的金融产品很灵活、很方便。如信用卡设置了每月最低还款额度，只要达到这个最低额度，信用卡就不会被吊销，客户仍可“信用支付”，不必担心“消费透支”的副作用。金融保障手续简便，选项明晰准确，实现了“菜单化”，一般都可以在期限内更改选项，客户不必担心被误导。

　　几年前，笔者的妻子在加拿大用“先租后买”模式换了一辆新车，后来发现里程超标，就在车行代理的帮助下在线拍卖给了另一个小车行，另换了一辆车（仍然是“先租后买”）和另一套金融保障合同，没有遭到什么损失。我们移民之初办理的一张信用卡，因不熟悉而误选的一项附加保险，在发现属于“不必要消费”后，只打了一个电话就取消了，只损失了6加元。这种方便、安全、低代价和“可逆”的金融保障，让北美人的消费变得更有“底气”。

　　消费金融并不意味着无“刹车”的放纵。我太太几年前购买一张价格并不很贵的大床，申请分期付款居然被拒，查询明细才发现，提供金融保障的机构以“名下信用卡数量过多”为拒绝理由。这既是“保险”也是“止损”，可以避免过度消费。这和中国家喻户晓的“花呗”有点类似，促使消费者理性使用金融消费，有较好的额度和场景管理，这方面甚至比北美还发达，还能够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更科学的风险管理。

　　还应当看到，北美社会在常态下的“消费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消费信心预期”基础之上。加拿大是普遍福利国家，教育、养老、医疗乃至失业等“潜在消费降级风险”，不同程度上都由社会和保险“保底”。美国则是个商业保险发达、就业机会充足、社会成员收入增长预期高企的社会，人们普遍不担心“花了钱以后挣不回来”。简言之，消费级别和金融保障级别必须相称，才能确保社会总体“消费升级”的平稳、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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