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宗荣）朱祖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却依然在我的心中挺立，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萦绕。

朱先生和笔者合影留念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45年前的秋天。我们作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刚来大学不久。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斗争。大学讲台，自然是批判和斗争的前沿阵地。

一天，我们坐在教室里静静地等候老师来上课。一位衣着整齐、风度翩翩的长者缓步走上讲台。班主任马之法老师介绍说:“今天给大家上课的，是中文系主任朱祖延教授。朱老师曾在国外讲过学，回国后长期教授外国留学生。朱老师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先秦时期儒法斗争史。”

一听介绍，我们便对这位长者肃然起敬。因为，那时大学里教授很少，听教授讲课，还是平生第一次呢!更何况还是系主任亲自给我们上课，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朱先生身材魁伟，相貌堂堂。他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面带微笑，举止儒雅，一副典型的学者风派。朱先生讲课没有闲话、套话，而是围绕中心，直达主题。他讲课声音不高，不疾不徐，妮娓道来，但吐词清晰，句句入耳，像磁石一样，具有无穷的引诱力和穿透力，使听者如沐春风，如饮甘露，细雨润物，沁人心脾。同学们听课全神贯注，聚精会神，教室里安静极了。那情景，不仅是一次知识的传授，更是一次心灵的享受，精神的大餐。

朱先生晚年

我们每人面前放着一摞油印的讲义——《先秦时期儒法斗争史》，那是朱先生费尽心血亲自编写的。那时，一般家庭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朱先生身体微胖，有些怕热。他坐在家里，打着赤膊，一手摇着蒲扇，一手奋笔疾书，一个暑期为我们编写了这本厚厚的教材。

朱先生博闻强记，学识渊厚。他一般不看讲义，教案素材全装在脑子里。他对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熟悉极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如同他的街坊邻居，又如他的坐上宾客，随时皆可召之即来，与之对话，与之商讨，与之争辩，与之闲聊。朱先生讲儒法斗争史，只是一种名义，一块招牌，一个幌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极端政治化的年代，不冠以政治前提，可是要犯大忌的。实际上，朱先生给我们教授的，全是先秦历史和诸子百家学。他的授课，仿佛让我们穿越时空，返身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欣赏了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观察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目睹了诸侯混战的烽火硝烟，感受了水深火热的百姓苦难。

笔者湖大同学合影

第二年暑期，朱先生还带领我们到云梦县作“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史”报告。朱先生讲课，根据听课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在学校讲课，听众全是学生；而在县城讲课，听众有干部、工人、农民和城镇居民。不论对象如何，朱先生都能因人制宜，把握分寸，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每场报告都能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听到朱先生讲课了，连朱先生的身影，在校园里也很难见到。原来，朱先生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那时，新中国成立已二十五年了，但书店里摆放的只有一本学生用的《汉语小字典》，与泱泱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于是，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组建班子，召集人马，编写一部《汉语大字典》。朱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古典文献专家，担任了《汉语大字典》的副主编。从那以后，朱先生便一头钻进了浩如烟海的语言文字堆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干就是许多年，终于完成了《汉语大字典》这部历史巨著的编写任务。

随后，朱先生又担任了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带领他的嫡传弟子张林川等人，继续从事中国语言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编了《尔雅诂林》、《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汉语成语辞海》等多部历史巨著，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多次获得国家和湖北省的奖励。

朱先生治学严谨，乐于献身，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贡献了毕生精力。但他一生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生活简朴，甘守清平。我到朱先生家里拜访，看到朱先生住在教师宿舍一楼，面积不宽，光线很暗。书架上的书籍占去了房子的大部分面积。家里摆设陈旧简陋，几乎没有一件现代化的新潮高档商品。我为朱先生带去的是家乡的土特产品，朱先生回赠我的，则是一部厚厚的他自已主编的《汉语成语辞海》。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应山县(后改广水市)，并长期干着宣传工作。这期间，朱先生两次应邀来到广水。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季，朱先生带着他的弟子张林川、洪威雷和邓伏洁等十数人，在当时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邓道祥的陪同下，顶风冒雪，驱车数百里来到广水。我当时出了车祸，正在家里休养。朱先生率人来到家中看望。他一走进门便开着玩笑说：“宗荣呀，你这房子可比我的漂亮得多，宽敞得多咧!”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和谐、融洽的气氛。

在宣传部会议室里，同学们围着朱先生和邓书记团团坐定，大家纷纷发言，回忆二十年前的在校生活，畅谈工作和生活中的感受，也谈到各自子女的成长和教育。大家七嘴八舌，气氛十分活跃。朱先生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脸上显露出慈父般的微笑。待大家发言完毕，朱先生作了讲话。他说，同学们在分别二十年后重新相聚，回忆往事，畅谈友谊，实在是一大幸事。他对同学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的业绩表示祝贺，对大家今后的事业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最后，他说:“同学们现在都是四十岁上下，正值盛年，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我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子女成器!”

座谈会后，同学们有的引吭高歌，有的翩翩起舞，一群年过中年的人，一下子变得天性率真，无忧无虑起来。朱先生和邓书记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的学生载歌载舞，尽情狂欢。那神态，恰似慈祥的父亲在欣赏着自己一群欢乐的儿女，分享着他们的喜悦，分享着他们的幸福。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夏之交，朱先生第二次应邀来到广水。他这次还带来了他的弟子张林川、徐汉燕、郭康松、尉蓝等。当时，正值“五一”放假，我儿子熊源和徐汉燕的女儿也一起来了。他俩都在湖大读书，可谓朱先生的“徒子徒孙”。

笔者全家和朱先生合影

在“楚北三关”的平靖关东侧，是著名的三潭风景区。两面绝壁高万仞，直指苍穹，中有一条逼仄的狭隙，一挂飞流从天而降，一瀑三叠，遂成三潭胜景。朱先生一见此景，兴致勃发，喜不自禁。在我儿子和徐汉燕女儿一对“金童玉女”的扶持下，攀援在那陡峭的崎岖小道上。朱先生那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兴致盎然。他一路攀援，一路指指点点，笑语不断，情趣飞扬。那情景，似一位精力旺盛的壮年，全然不是一位年过古稀，且长期身患癌症的老人。

第二天，我领朱先生一行来到中华山风景区。这里四周群山起伏，重峦叠嶂，碧绿林海，莽莽苍苍。中有一片碧玉湖，绿水清澈，碧波荡漾。朱先生住的一栋房子，正好面对湖水。那天晚上，夜色特别好，微风徐徐，皓月当空。山间的夜晚异常静谧，除了轻微的松涛和偶尔一两声鸟啼外，一点声响都没有。皎洁的月光洒在湖面上，清风一过，如万把碎银，波光粼粼。大家簇拥着朱先生，坐在阳台上，面对湖水，听着松涛，举头望月，欣赏着美丽的夜景。尉蓝老师置身此景，心情激动，诗意大发，朗声颂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官阙，今夕是何年……”朱先生也兴致勃勃地一边击节，一边随声应和。那淳厚和清脆的二重奏，揉和在一起，在晚风的传送下，飘向遥远的夜空。

同学们和老师聚会，其乐融融

儿子熊源从湖北大学毕业后在湖北日报上班，我便在东湖边买了房子。一天，我对熊源说：“我们有了新房，应该邀请你的祖师爷朱先生来家做客。”儿子说:“好!”于是，熊源便开车到湖大，接来了朱先生、张林川以及朱先生的继任者、湖大中文系原主任熊德彪老师。熊源还到武汉音乐学院接来了该校党委书记邓道祥老师。朱先生一生治学繁忙，难得有清闲的时刻。今天与弟子们欢聚一起，老先生特别高兴。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笑语不断。谈到中国老年问题，朱先生更是语出惊人：“中国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我说七十小弟弟，八十笑眯眯，九十不为奇，百岁才算是古稀!”反映了朱先生的人生心态和童真胸怀。

同学们和朱先生聚会

朱先生一生性情温和，心胸豁达。每次见到他，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唯一见到朱先生悲戚的时刻，是在张林川教授的追悼会上。张林川与我既是同乡，又是大学同学，还是亲密挚友。他幼年丧父，少年失母，成了孤儿，是好心的姑爷爷将他抚养成人。上大学后，张林川学习十分刻苦，且偏爱古典文学。他除上课外，其余时间一头钻进图书馆里。他的成绩上升很快，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朱先生慧眼识珠，力举张林川留校，并进了《汉语大字典》编写班子，成了朱先生的嫡传弟子。

张林川师从朱先生后，如鱼得水。在朱先生的精心培养和人格熏陶下，张林川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挖掘，他的特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迅速成为一名古籍研究专家。在朱先生主编的多部语言文献巨著中，起到了骨干和中坚作用。朱先生看到弟子业已成材，便主动让贤，力举张林川接替自己，成了湖大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林川不负恩师所望，带领古籍研究所成员，励精图治，奋力拼搏，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多次受到国家和省级奖励。正当张林川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幸的是，他的身体因积劳成疾，久病不治，英年早逝。

朱先生和张林川

张林川教授的去世，使湖大失去了一位科研精英，也使朱先生失去了一位得意高足。朱先生与张林川数十年来情深谊厚，恩同父子。弟子的去世，使朱先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先生悲戚万分，痛不欲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根据朱先生的身体状况，校领导苦劝朱先生不要亲临张林川的追悼会。朱先生只好挥泪手书一幅长长的挽联，为他的弟子送行：

一生敬业乐群，庠序飞声，何遽敛魂随物化；

卅载视余犹父，晨昏共事，那堪挥泪送君行。

张林川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先后在《湖大校友通讯》和《湖北日报》登载。几天后，我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朱先生打的。朱先生说:“宗荣呀!你的电话好难打啊，我打了好久才打通。”原来，朱先生当了一生的教授、专家和学者，却从未用过手机。他用座机打我手机，拨了许久未拨通，请教邻居后才知道，前面要加“0”。他在电话中说，看了我的文章，悲痛不已，老泪纵横。我在电话中安慰他说，您将张林川培养成才不容易，但人死不能复生，您老人家年纪大了，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过于悲伤。

2011年10月15日，湖北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庆典。同时，文学院举行了祝贺朱先生90寿诞暨《朱祖延文集》出版发行会。会议很隆重，文学院学术报告厅济济一堂。武汉地区许多大学的专家、学者都来参加了会议。大家在发言中，对朱先生治学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会议主持人、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康松点名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我以《永远的丰碑》为题，回忆了三十多年来我与朱先生交往的经历，歌颂了朱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发言稿先后在《湖北大学学报》和《湖北日报》上发表。

一个月后，我带领夫人、儿子、儿媳和孙子全家人来到湖北大学，最后一次看望了朱先生。这时，朱先生身体已十分虚弱。他的视力极差，双脚连路都走不动了。在湖大校友会办公室主任胡军的搀扶下，朱先生来到客厅。朱先生虽身体虚弱，但听力很好，思路清晰，还很健谈。他见我一家人来看望，很是兴奋，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他回忆我们那些学生在校时的情形，但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弟子张林川。他说张林川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英年早逝。他埋怨张林川一生“只知道拼命工作，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还一再叮嘱我们“千万要注意身体”。可敬的老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想着他人，关爱他人，祝福他人。

朱先生的最后岁月

又一个月后，朱先生带着满腹经纶驾鹤西去。朱先生虽然仙逝，但他永远是我终生崇拜的第一人。朱先生主编的历史巨著连同他本人，永远是我心中高耸的丰碑!

注：作者熊宗荣是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73级学生，原随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湖北大学随州校友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