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雨腥风的动荡历史中，他和他的战友们不断破译敌人的密码，掌握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为红军指挥员提供一系列准确的情报信息，让红军指挥员灵活机动地使用这些情报信息，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巧妙的穿插于敌人的重兵之间；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被誉为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将军，他就是开国少将贺俊桢。

1913年，贺俊桢将军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庭困难，贺俊桢的童年是十分的苦难。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贺俊桢从小就在家里抢着做家务，放牛、砍柴、做农活，只要是家庭里遇到些什么事，他都是第一个出来和家庭分担，在他十岁时，村里一位长期在外教书的先生叫贺广源，这个“潜龙村”的长老就商量我们村也办一个私塾，让他来指导私塾，让我们贺家的孩子们都去读书；贺俊桢便也来到了这个私塾读书，因为他懂事、聪明、好学，小小年纪求知欲便很强，学习也是十分勤奋；特别是记忆力，认字背书，又快又多、过目不忘。经常受到贺广源先生的表扬。贺俊桢和其他孩童不一样，他不仅学习；家里的事情也是没有落下，放学就回家里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在这个私塾努力读了两年，贺俊桢又到河对面的陈家祠堂读书。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私塾又读完了，他还想进一步深造。但是深造呢，这个费用是很庞大，学费很高。所以，导致他不得不辍学，只有另谋生路。贺俊桢没有读书的这几年，什么事情都做。他放过鸭子、做过泥工，特别是一次给地主家干活时，不小心摔碎了几块砖，地主从房顶一脚将他踢下去摔成重伤。贺俊桢将军的童年是多么的苦难；直到1928年，阳新县县委书记罗冠国，从龙港革命根据地过来调研，组织发力群众革命，从潜龙贺自然湾路过，看到贺俊桢拿着一根棍子在放鸭。于是，就与贺俊桢攀谈起来，贺俊桢将自己的种种经历讲述与罗冠国；罗冠国与他交谈，顺势指导启发贺俊桢。

罗冠国是鄂东南地区最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之一，作为一名县委书记，眼光独到，一眼就看出贺俊桢这个孩子不一般；意识到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是一位进步青年。罗冠国开导他、教育他，向贺俊桢传输革命的思想；罗冠国经常会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给贺俊桢看。贺俊桢通过这些进步的刊物，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于是，罗冠国介绍贺俊桢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当上了杉木、谷保一带的团委书记。

贺俊桢工作十分努力，经常组织当地的群众学唱革命歌曲、宣传禁止妇女“裹小脚”，向封建制度开战；进行抗租减息斗争、参加当地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

1929年，红五纵队来到了王英东源，当时红军转移的时候就要离开东源，贺俊桢就下定决心准备参军。刚开始在红三军团第六师当战士，后因作战勇敢，有点文化，人又聪明伶俐，他被选送到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五军团任连长。还未等上任，就被红军步兵学校政委黄火青挑选到国家保卫局接受训练。训练结束，他又以特派员身份到红军无线电学校去学习。由于成绩优秀，表现突出，被留到中华苏维埃政府电台任报务员。不久，他又被调到军委二局当报务员。

在这恶劣的环境中，锻炼出了常人所不具备的能力。在开展机要保密这方面的工作，逐渐锻炼出一种“特殊听力”，其他人听不出来，他听得到。因此，贺俊桢开启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也开始了艰辛而光荣的“电波人生”。

1933年1月，二局驻江西瑞金时，贺俊桢负责监听并抄收军阀陈济棠、周浑元、薛岳等部的电报。由于贺俊桢技术过硬，很快掌握了敌台的发报及活动规律，虽然敌人很狡猾，经常变换频率，贺俊桢也能迅速找到。同时，贺俊桢还经过不断搜索，经常发现敌人新设电台，开辟新的方向。由于当时的密码比较简单，因此，贺俊桢虽然不管破译工作，但也能破译出敌人一些简单的电报。这使那时“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师以上部队的电台，都在二局的严密监控之下，敌人的活动通过电码的征收破译，也大都在军委领导掌握之中，因而能指挥各路红军正确地进行战斗，接连取得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夏季，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苏区几乎和外界隔绝。二局的工作成为获取敌人情报的主要手段。那时候，朱德、王稼祥等军委主要领导，经常出现在机房，下达命令或等待抄好的电报。当时，贺俊桢吃住都守在机房，只是趁敌人电台休息时，才戴着耳机打个盹。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关系到几万红军的安危和全党的命运，因此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尽管二局的工作干得很出色，敌情摸得很清楚，但在党内极“左”路线和消极防御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不断失利，形势日趋严峻，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二局在行军途中担负着对围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师以上电台的严密监控的任务。

为不漏掉情报，二局采用了“接力赛二部制”。即将电台工作人员组成小分队，每个小分队由2名报务员、1名译电员、3名抬机器的运输员，另外还有1名保卫人员组成。小分队每天要提前三四小时出发，走40来里路就开始架机工作，直到后面的大部队到达后，再由另一队接着工作。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后面这个小分队直到大部队走后一小时，再出发追赶大部队，到了晚上碰头交换情况。

贺俊桢和钱江两人负责一部电台。行军中，贺俊桢在前，钱江在后，到了宿营地，忍着疲倦和饥饿，贺俊桢也要和钱江马上架机工作。

1935年春节期间，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将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令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所部分为4个纵队：以吴奇传的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的4个师为第二纵队；孙渡的4个旅为第三纵队；王家烈的5个师为第四纵队，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形势严峻，红军以运动迷惑敌人，决定第一次强渡赤水河。一天傍晚，贺俊桢随部队到达贵州一个叫石箱子的地方。此刻，他与另一个同志已经紧张工作了一天，因为没有及时找到黔军王家烈的电台摸清敌情，使部队吃了亏，心中十分着急。他忘掉了饥饿，和其他同志细心搜索每一个信号，终于从监听到的湖南何键部电台与王家烈部电台联系中，找到了王家烈的电台，使敌情开始明朗。

在土城战役时，贺俊桢正在一座小庙里抄收敌人的电报，追来的敌人已近在咫尺，而敌人的电报却迟迟发不完，大家心急如焚。贺俊桢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抄完最后一个电码，才撤出小庙跟随部队前进。他们刚越过赤水河中的浮桥，上级即下令把桥拆了。

二局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生病是常事。三科有两个同志就病死在长征途中。在行军至贵州剑河时，国民党将当地的粮食都抢走了，这时贺俊桢生病，发高烧，又没有东西吃，浑身没劲，掉了队。多亏报务员钱江找来一点谷子，用石头将谷粒砸碎，给贺俊桢煮了一碗粥，才使他有劲追上大部队。

在四川巴西的一次急行军中，贺俊桢和钱江都掉了队。两人互相搀扶着向大部队走过的方向蹒跚前进。为逃避民团的搜捕，白天他俩躲在老百姓的麦垛里，捡麦粒充饥。等到深夜时，听到有人喊：“二局的人在哪里？”他俩才得救，找到部队。

1935年6月18日，经过千难万险，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来兵分两路共同北上，二局分在了右路军，受四方面军陈昌浩指挥。部队走到噶曲河时，张国焘让右路军南下。在危急关头，叶剑英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二局的全体同志都悄悄地带出来，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消息闭塞，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二局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次，贺俊桢从国民党的电报中获悉，陕南有一支由陈先瑞领导的队伍在活动，大家非常兴奋，接着，他们又得知刘志丹在陕北，从而更加坚定了党中央向陕北前进的决心，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两万五千里长江胜利后，贺俊桢跟随着中央在陕北，从事机要保密工作，用红色电波，红色密码传递红色电报、红色声音，直到新中国成立。

解放后，1985年，贺俊桢将军曾经回到了家乡阳新县东源公社潜龙大队，匆匆忙忙与乡亲们见过面看看家乡的田地山场和房屋学校，就回到了北京。

贺俊桢将军是一位从“放鸭娃”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将军，是从王英仙岛湖深山里走出来的“密码专家”，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他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彪炳千秋，他那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回荡在中华大地....

（贺雯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