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点。值此之际，川陕苏区纪念馆特推出《百年如歌——我为党送祝福》专辑，推出系列红军后代、革命后代、烈士后代及亲属录制的微视频，一起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用声音和影像唤醒时代记忆，共同祝愿伟大的党在新时代征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老红军周光坦之女周冶陶

周冶陶，湖北红安人，1947年10月生，法学硕士。陆一军服兵役期间，任卫生员、护士、干事，曾被评为军一级学毛著积极份子；武汉大学期间，曾任辅导员、教师，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期间，历任副科长、武汉检察院检察员、湖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湖北省反贪局首任局长、湖北省检察学校校长，曾下派仙桃市任市委副书记;省人大期间，历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省人大常委、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曾兼任湖北省青少年事务顾问团团长、湖北省妇联常委、湖北省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会长、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兼任中国法学会立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地方立法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等。

现任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会长，组织创办了红军精神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挖掘、整理、研究红军史料，努力做好红军精神传承工作。

2012年在互联网上，发起创办了一个纯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居民调解网”，免费为公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现旗下有900多位法律专业人士和我一起共同充当志愿者。

1990年以来出版著作（独著或担任主编）8部，在省部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数十篇专业论文，创办湖北省人大机关刊物并兼任主编10年。

周光坦，1900年12月出生于湖北黄安县（现湖北红安县），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时任工会纠察队小队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黄安县总工会组织委员。1930年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8团政委，后调任红11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突围，西征入川。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周光坦调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后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卫生部政委。红军长征抵到达保安县（现志丹县）后进入红大（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军法处处长、129师卫生部政委、第18集团军卫生部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原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南分署副检察长（主持工作）、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周光坦1930年被鄂豫皖军委分会调任入伍后，一直在红军作战部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突围，西征入川。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抵达通江县后，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形势发展和战事需要，决定以红10师医院为基础，再从红 11师医院、红73师医院各调一部分医务人员，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医院随战事多次在通江县内迁徙辗转，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至沙溪的王坪，直至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江。

1933年，周光坦调任中共川陕省委书记，与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傅钟、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等同志共事。期间举行的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曾致信红军彩病战士。之后，周光坦由川陕省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后兼任政委。

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直属机关，编制相当于正军级。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难以建立完整的医卫体系和稳定的医疗机构，因此，总医院既要领导方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兼管全军医疗机构的行政事务，是一个集医、政、军于一体的机构。总医院设院长领导全面工作，由周光坦担任。

总医院管理委员会是红四方面军医务系统的最高行政机构，由7人组成。

委员会主席是周光坦，秘书长是汪荣先，其余委员为张琴秋、苏井观、周吉安、丁世芳、陈银山；常务委员为周光坦、张琴秋、周吉安。

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下辖七个分医院及各军医院、师医院、团卫生所。三大部门各下设若干科、股、室、校等。医务部主要负责军队的医疗业务工作，指导下辖医院的业务工作，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培养医护人员，其下设的医护人员培训学校（俗称“红色卫生学校”），学员最多时有400多人，一边学习一边看护照顾伤员。总务处负责总医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医院、方面军各军医院的医药器械保障等。张琴秋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周吉安任医务部主任，丁世芳任中医部主任，苏井观任卫生学校校长。

根据多位曾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过的老红军回忆，周光坦特别尊重随军医生（当时被称作“医官”）。周光坦在参加革命之前是篾匠，从未受过正规教育，入伍后一点一滴学文化，对知识分子一直很尊重；周光坦一生中受过两次重伤，有一次是早年在战场上被敌军子弹射穿后脑，因救治及时才捡回一条命，深知军队医务工作的重要性。在王坪总医院时，周光坦一直把条件相对好的住房给经常做外科手术的医官们居住，并为医官们单独开灶保证就餐营养。

总医院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等部门，采用中医、西医两法治疗，尽最大可能救治伤病员。西医部需要大量的西药和医疗器械，但当时西医西药在中国应用历史不久，药品及医疗器械基本依赖进口，总医院处于偏僻且经济落后之地，敌人又严密封锁，所需药品只能靠前方缴获或由白区地下党冒生命危险采购少许，药品奇缺成为了医疗工作的最大障碍。周光坦多次召开总医院工作会议，强调医疗技术建设和自制医疗用品。中医部的主要职能是充分发挥随军老中医和本地老中医之力，组建采药队收集中草药并办厂制药，以中医治疗方法弥补西药数量之不足。同时，还举办中医研究班，组织中医20余人边工作边组织学习，集体讲课，共同提高，逐步扩大红军中的中医队伍。总医院以医治战伤为主，不招收病号，并按军队编制，将伤号按伤势轻重和职务高低编为不同的彩号连（伤兵连），分别是：轻伤连、重伤连、干部连、特别连、休养连，其中特别连是生命垂危的彩号，在医疗、护理、伙食方面特别优待，休养连则主要接收负伤致残者和伤愈后需休养者。总医院收治的伤病员数量庞大，通常在2000-4000人之间，战争激烈时每天收治伤员在二、三百人之间，当时编了3个团，每团1000多人。总医院其它部门也都按军队编制，例如看护营约350人，下设1个男看护连和2个女看护连，担架队编制1个营，运输队编制1个营等。总医院对伤员悉心治疗照顾，帮助伤员尽早回归战斗部队，保卫川陕红色根据地。据当时在总医院工作的通江县老红军贺申回忆，周光坦院长嫉恶如仇，如果发现医生护士对伤员态度不好，周光坦会批评和教育医护人员，要求最大程度体谅伤员；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伤员动手打医护人员，周光坦会带着马鞭到病房查房，很严肃地说：“参谋长，你骂人打人有没有这回事？如果你再动手打护士，下次我带警卫员打你鞭子。”

会师后的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3月28 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于4月底完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长征。是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不久，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合并为红军总卫生部，由中革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担任红军总卫生部部长，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委周光坦担任红军总卫生部政委。1935年6月，红军后勤组织机构只设总供给部和总卫生部；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同时成立了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统一负责后方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当时的后勤保障部门有总供给部、总兵站部、总卫生部；直到1936年12月，军委后方办事处才改称后方勤务部。

会师后的红军总卫生部由贺诚任部长，周光坦任政委，苏井观任医政局长，陈志芳任保健局长，侯友成任医政科长，王友德任材料科长，丁世芳任中医科科长。1935年8月初，中革军委在毛儿盖拟定《夏洮战役计划》，部署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队，分兵继续长征，红军总卫生部始终跟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根据长征需要，红军总卫生部在行军前进行突击治疗，尽量使大部分伤员归队，然后把不能出院的伤病员编为休养队，由医务人员陪护随军行动；同时，总卫生部精减人员并减少分院数量，将大量医护人员分散到各作战部队，从医务角度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应战能力。

长征开始后，根据地的医疗环境变成了流动的战争环境，笨重的医疗设备和用品被迫扔掉，频繁的战斗导致药品的大量消耗及一部分医务人员伤亡，很难在长征路途中补充。总卫生部在行军中根据环境变化，还不断抽调人员充实到前方部队，以增强前线部队对伤病员的急救能力，适合战时野外医疗工作。长征路上，总卫生部的医务工作者们紧密团结，克服重重困难，沿路全力采集、收购中草药，自制医疗用品，努力救死扶伤。据当时在红军总卫生部工作的侯政回忆，那时是长征过草地最艰苦的时候，又是一、四方面军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周光坦在总卫生部任政委，在把一、四方面军医务人员团结起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10月，红军总卫生部随左路军走出草地。在实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贺诚赴延安，周光坦则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东认为：“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应该说，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正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开展。诚如吴之理撰文所指出，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有贺诚、傅连璋、王斌等一大批医卫人才投身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卫生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并在红军战斗部队中逐步建立了连有卫生员、营有卫生所、团有卫生队、师军有卫生部和兵站医院、后方医院的卫勤保障体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使大批伤病员得到了有效救治，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八路军（第 18 集团军）129 师

卫生部政治委员

1937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精减为卫生部、副官处、供给部，均隶属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而前线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由八路军前方总部负责，下设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1939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后勤部；1944年8月，中央军委后勤部撤销了下辖的工作机构，其保障任务转由第18集团军统一负责；到1945年11月，中央军委后勤部改称总后勤部。8年抗战期间，周光坦大部分时间都在八路军（第18集团军）129师卫生部工作。1937年8月，周光坦从红大（抗大）二期结业，后调任129师军法处处长，1938年3月调任129师卫生部政治委员。钱忠信时任八路军129师军医处处长（卫生部部长），周光坦开始了与钱信忠的长期合作。

129师卫生部机构有政治处、医政科、手术队，最初只有1个野战医疗所， 仅5个团有卫生队。在周光坦调任卫生部前，卫生部一个管理排长刚刚因贪污600多元被移送军法处，卫生部面临医务人才少、工作人员少、缺乏药品等困难。周光坦刚到卫生部不久，即发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九路围攻”，野战医院伤病号大幅增加，卫生部医务人员奇缺。周光坦为成立新的野战医疗所向上级要人，久等无结果，周光坦向政治部主任彭学贵表示希望在伤员出院时能留下一些前方人员。彭学贵答复说，暂时性的轮流调换当然是可能的。周光坦按照这个原则，暂留康复中的伤员，以满足基本医疗需要。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回忆周光坦亲口讲述的一个故事：当时周光坦和钱信钟在129师卫生部搭班子，钱信钟是卫生部部长，周光坦是政委。那时条件很艰苦，钱信钟同志对医生、卫生员说：伤员的体质都比较弱，要想办法买维他命之类的东西。周光坦说：什么唯他是保命啊，要想买到，第一要有钱，第二要到敌占区才能买得到，有风险；不如买点老母鸡，杀后煨鸡汤给伤员喝，战士体质就加强了。张思卿谈到这一段时感慨道：周老没文化，但他这个人特别实事求是。

从1938年开始，129师卫生部多次举办培养战地医生的训练队。1938年8月前，129师卫生部在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马厩举办了第一届医生训练队。

1939年5月，129师卫生部举办了第二期医生训练队，教职员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朱琏、政治委员周光坦、副主任肖德明、医务科长詹少联、组织股长马琮璜、教育股长×思林等。

1941年4月，周光坦进入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与 129师卫生部合并，仍称野战卫生部，钱信忠任部长。1942年4月，周光坦回到第18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再次担任政治委员，直到 1945年2月接第18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的命令后调离野战卫生部。

解放战争期间，周光坦一直在太行军区政治部工作，历任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3月，周光坦代表太行军区政治部，出席了太行军区卫生部党员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周光坦南下武汉，从此一直在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