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典俊
（武汉市武钢实验学校，湖北 武汉 430080）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了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必须要有一批新优质学校崛起。文章阐释了新优质学校的内涵、新优质学校在城镇化过程中崛起的原因，即回应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教育需求，回应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现实需求。通过政策倡导和助力，理念重构与回归本质，核心要素有机融合的三部分阐述新优质学校崛起的逻辑原因，并指出现状和探索中重构理念、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队伍的培育和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四条路径，以期为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参考，同时指出了新优质学校面临教育资源有限、学校文化再造、评价体系惯性造成的瓶颈及应对措施。
关键词: 城镇化；新优质学校；崛起逻辑；发展路径；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中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及思考
在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向大城市或者城市圈聚集，进而有大批适龄学生需要上学，在这个背景下就需要新建或者改扩建一批学校成为新优质学校，新优质学校是指在不挑选生源、不依赖超常规资源投入的常态办学条件下，通过理念革新、内涵发展和育人方式变革，实现教育质量显著提升，成为家门口的好学校”的新型优质教育载体。它区别于传统依赖“掐尖招生”“资源垄断”的优质学校，更强调回归育人本质，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注重教育公平与质量的统一，是“内涵式优质”“普惠性优质”的典型代表[1]。
从教育社会学视角看，新优质学校的提出打破了“优质教育=精英教育”的固有认知，其核心是通过教育过程的公平性实现教育结果的优质化，这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 “文化资本”理论形成呼应——传统优质学校通过垄断生源（文化资本的载体）维持优势，而新优质学校则致力于让不同文化资本背景的学生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2]。“新优质学校” 的提出和发展，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的产物，其成因和背景与教育公平、质量提升、社会需求等多重因素紧密相关。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镇人口的增长、城市圈的形成带来了教育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435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46478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达到67%，其中大量随迁子女涌入城镇学校，导致教育资源供需矛盾加剧[3]。在此背景下，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学上”转变为“能不能上好学”，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与优质教育供给总量不足、校际质量差距较大的矛盾日益凸显，教育公平面临严峻挑战[4]。
从政策学“问题-回应”模型来看，新优质学校建设正是对这一矛盾的制度性回应。它破解了三大现实困境：一是“择校热”的恶性循环——传统优质学校通过掐尖招生形成马太效应，新优质学校则通过“零筛选”打破生源壁垒，如上海市闵行区平南小学坚持“按户籍招生”，连续多年保持生源结构的多样性[5]；二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梗阻——根据《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校际差距主要体现在课程实施、教师专业水平等内涵领域，新优质学校通过聚焦内涵建设缩小差距[6]；三是学校同质化发展的局限——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新建学校缺乏特色，新优质学校则通过挖掘区域文化资源形成独特办学模式，如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湾学校结合金鸡湖地域特色开发“水文化课程”[7]。
随着社会进步，家长越来越理性了，开始对教育提出多元化价值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调查数据显示，85%的家长认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考试成绩更重要”，这与新优质学校的育人理念一脉相承[8]。办学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每一所学校都有机会依靠内涵发展成为优质学校，最终实现让每一个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也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中“教育的使命是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理念高度一致 [9]。
二、城镇化进程中新优质学校崛起的逻辑
新优质学校的崛起，遵循着清晰的逻辑思路，是政策、理念与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看，其顺应教育公平诉求、契合教育改革方向且响应民生工程推进，在国家连续政策引导与地方差异化方案支持下，借助“约束-激励-引导”的政策工具形成制度保障；从理念层面讲，它突破“工具理性”教育观，在价值取向、育人目标、办学定位上实现转变，以增值评价聚焦学生进步幅度，回归教育育人本源；从要素协同层面而言，依据系统论原理，技术设施、核心观念、组织领导等关键要素形成“赋能”“引领”“成长”等环路，构建联动生态系统，通过复杂适应的协同作用推动学校实现内涵式发展。
（一）政策引导与支持：制度供给的催化效应
从政策分析的 “多源流理论” 来看，新优质学校的崛起是问题流（教育公平诉求）、政策流（教育改革方向）、政治流（民生工程推进）三流交汇的结果，新时代义务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 “有学上” 转向 “上好学”，这一矛盾促使义务教育扩优提质被提上重要日程，新优质学校建设应运而生，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 [10]；国家层面，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 “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11]，2023 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将其作为 “义务教育强校提质行动” 的核心内容，这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和递进性 [12]，地方层面则形成了差异化的政策实施方案，上海市建立 “新优质学校建设项目”，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学校自主改革 [13]，浙江省推行 “薄弱学校振兴计划”，将新优质学校建设与教育督导结果挂钩 [14]，广东省实施 “百校千课” 工程，为新优质学校提供课程资源支持 [15]，这些国家政策对改革方向的持续明确与地方政策对区域需求的精准响应，共同印证了新优质学校的崛起正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流协同作用的结果，且进一步夯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系。
政策工具为新优质学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政策工具主要包含三类：首先是强制性工具，如在将“不挑选生源”作为考核学校的一项重要指标 [16]；其次是混合型工具，如借助于教师交流机制来促进优质师资的流通，江苏省规定教联体内骨干教师的交流年流量应达到当年教师总量的15% 以上 [17]；最后是自愿型工具，如建立“新优质学校教联体”，鼓励彼此间进行合作互助，共同构成了一种“约束-激励-引导”的有效机制，促进学校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运行 [18]。
（二）理念创新与回归本源：教育本质的价值重构
从教育哲学视角看，新优质学校的理念创新是对“工具理性”教育观的反思与超越，回归了教育的本体价值。它区别于传统优质学校，强调回归育人本原，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追求，主动探索实现内涵发展，这与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 “教育的本质是灵魂的唤醒” 的观点高度一致 [19]。
新优质学校的理念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价值取向从“选拔性”转向“发展性”，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提出“成志教育”，将“培养完整的人”作为核心目标，而非培养 “尖子生”[20]；二是育人目标从“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培育”，上海市静安区闸北第八中学以“成功教育”理论为指导，关注每个学生的进步体验 [21]；三是办学定位从 “精英教育”转向“大众优质”，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小学坚持“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拒绝任何形式的生源筛选 [22]。
这种理念不是传统优质学校的升级版或简缩版，而是主动探索教育规律、变革育人方式的“增值版”。从增值评价理论来看，新优质学校的“优质”体现在学生的进步幅度上，而非绝对成绩。例如，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通过追踪学生入学与毕业时的综合素质变化，证明了“零筛选”下的教育增值效应，其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率三年提升12个百分点，远超区域平均水平 [23]。
（二）关键要素的协同作用：系统变革的生态效应
根据系统论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原理，新优质学校的建成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技术设施、核心观念、组织领导、课程教学、教师队伍和学生发展等多种因素联动形成的生态系统，这些要素构成相互作用的 “因果环路”，共同推动学校发展 [24]。其中，技术设施与课程教学需形成 “赋能环路”—— 先进技术为课程创新提供支撑，课程需求又驱动技术升级，如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海德学校建设 “智慧教室” 支持 “项目式学习”，教师教学中的技术需求又促进智慧校园迭代 [25]；核心观念与组织领导需形成 “引领环路”，如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以 “个性化教育” 为核心理念，推动组织结构从 “科层制” 转向 “矩阵式” 并成立跨学科教研组，而灵活架构进一步深化了个性化教育实施 [26]。这两个案例清晰印证了技术与课程、观念与组织的双向协同，是要素形成 “因果环路”、支撑系统变革的直接体现。
人是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学校发展中，教师专业发展与学生成长必须形成 “成长环路”——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通过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建设提升教师能力，教师水平提高直接促进学生成长，而学生多元发展又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形成良性循环 [27]。这种协同作用同时符合 “复杂适应系统” 理论，每个要素既是自主适应的主体，又受其他要素影响，如杭州市上城区胜利实验学校的 “生活化课程” 改革，最初由教师自发探索，后被纳入学校核心课程体系（组织领导推动），并借助家校合作开发课程资源（资源要素加入），最终促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28]。上述案例一致证明，无论是 “成长环路” 还是多要素动态适配，均表明新优质学校的系统变革并非单一要素发力，而是各关键要素相互联动、形成生态效应的结果。
三、城镇化进程中新优质学校的崛起路径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外来人口不断增加，部分地区易出现生源急剧增长的情况，进而导致各类教育资源盲目扩张，却忽视了学校自身的内涵发展。对此，我们需清醒认识到，新优质学校的崛起并非依赖“资源堆砌”或“生源筛选”，而是通过内涵革新、精准发力与系统突破实现的内生性成长。其核心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维度：
（一）理念重构：从“成绩导向”到“育人为本”
理念重构是新优质学校崛起的逻辑起点，其本质是教育价值观的范式转换，符合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 当原有“成绩导向”的范式无法解决教育公平与质量的矛盾时，“育人为本”的新范式便应运而生[29]。
办学理念不仅是学校的“灵魂”，更是其办学方向，最终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路径与发展格局。因此新优质学校在办学理念上一定要摆脱“唯分数论”，明确 “全体学生全面发展” 的目标，这一理念源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即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智能结构，教育应尊重差异。例如：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小学提出“尊重差异、适性发展”，基于多元智能理论开发“七彩课程”，为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发展平台[30] ；这些理念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转化为具体的办学行为。
评价机制是学校办学质量的“指挥棒”与“校准器” ，它直接决定学校办学方向的聚焦点、育人过程的侧重点，以及教育成果的衡量标准。因此对于新优质学校我们要构建科学的评价策略，可以构建从进口看出口的 “增值性评价体系”，即以教育测量学里的“回归分析”原理，利用学生的入学基础等变量控制，科学计算学校对学生成长的净增量。强调的不是学生入学基础与毕业成长之间的差异（比如分数多少，排名如何），而是差异增量（比如学业进步幅度，综合素质提升），杜绝因“掐尖招生”而导致的假大优。行动上，上海市建设 “新优质学校增值评价数据库”，从学业水平、学习兴趣、行为习惯等6个维度进行过程性评估[31]。这样评价导向下的学校，就一定会关注每个学生的增量，根据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文件显示，荔湾区教育局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督导评估研究中心合作，研发了基于现代网络技术的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平台，实施了增值评价，并建立了质量评价数据系统，可实现对学校、班级的分析诊断报告。荔湾区华侨小学作为区内学校，其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但通过增值评价，学生学业进步幅度就高于区域内学生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实现了从“成绩导向”到“育人为本”的转变。
（二）课程与教学革新：打造“适切性教育”生态
课程与教学是新优质学校建设的核心载体，其革新以“供给侧改革”为思路，依据学生需求动态调整教育供给，形成“适切性教育”生态，这一逻辑与杜威“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理论高度契合。
其一，以 SWOT 分析为支撑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实现 “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课程开发紧扣 “课程即生活”“课程即生长” 理念，通过 SWOT 分析法全面研判学校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确保课程供给精准匹配学生发展与区域特点，形成 “基础 + 拓展 + 特色” 的课程结构。例如，民族地区立足文化传承开设 “非遗文化课程”，如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的 “海洋课程” 则通过国家学科内容与海洋主题的结合，兼顾课程标准落实与区域特色呈现 [32]，案例通过 SWOT 分析精准捕捉区域文化（民族非遗）或地理（海洋资源）优势，在坚守国家课程核心要求的同时完成校本化创新，既为学生提供了贴合本土生活经验的学习内容，又实现了 “基础 + 拓展 + 特色” 的课程结构落地，充分验证了以 SWOT 分析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课程供给匹配学生发展与区域特点的 “适切性教育” 逻辑。
其二，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推动教学方式转型，实现从 “教师讲授为主” 到 “学生主动参与” 的根本转变。转型聚焦破解 “一刀切” 教学的低效问题，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情境化课堂等路径，让不同基础的学生获得适切提升，同时推动教师角色从 “知识传授者” 转向 “学习引导者”。在实践中，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推行 “走班制” 分层教学，按学科水平分组设计差异化目标与作业 [33]，这一实践不仅以 “按学科分组” 的精细化设计，将建构主义 “尊重学习者个体差异、支持主动建构知识” 的核心主张转化为可落地的教学环节，更通过差异化目标设定让 “适切提升” 不再是抽象理念 —— 基础薄弱学生可聚焦知识夯实目标，学有余力学生能突破能力拓展目标，同时教师需针对不同小组调整指导策略、设计个性化反馈，进一步具象化了 “学习引导者” 的角色内涵，为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教学方式转型提供了 “分层维度” 的实践延伸，也印证了分层教学路径对破解 “一刀切” 低效问题的实际价值。
（三）教师队伍“赋能提质”：激活内生动力
教师是新优质学校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专业成长遵循“人力资本理论”——通过投资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生产力，这比单纯增加硬件投入更具可持续性。机制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保障，通过校本教研、名师工作室、跨校交流等方式，构建“专业学习共同体”，这一机制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教师在互动合作中共同成长。例如：上海新优质学校普遍推行“每周集体备课+每月主题教研”制度，如静安区彭浦新村第一小学的“问题导向式”教研，教师围绕“如何提高学困生课堂参与度”等实际问题，通过“说课-观课-议课”的循环，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根据该校严谨的教学研究与统计工作知道，学困生课堂参与率从30%提升75%[34]。该校“问题导向式”教研，以“说课-观课-议课”的互动循环落实“每周集体备课+每月主题教研” 制度，既契合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下“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成长逻辑，又通过学困生课堂参与率的显著提升，印证了教师专业发展对教育生产力的实际促进作用
改革教师激励方式是新优质学校激发教师专业活力、推动教育教学革新的关键举措，核心在于突破传统“重结果、轻过程”“重统一、轻差异”的激励模式，构建与教师专业成长、育人实效深度绑定的多元激励体系，从而引导教师主动投身内涵发展实践。从激励维度看，首先是专业发展激励，通过搭建分层成长平台为教师赋能，如建立“新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阶梯式培养路径，配套专项培训经费、师徒结对、外出研修等资源，例如上海市新优质学校普遍推行“教师专业发展积分制”，将教研参与、课题研究、课程开发等纳入积分，积分达标可优先获得评优评先、职称晋升机会；其次是育人实效激励，摒弃单一以学生成绩为核心的评价标准，转向关注“增值性育人成果”，如将学困生进步幅度、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家校满意度等纳入考核，像广州市荔湾区部分新优质学校设立“育人创新奖”，对在分层教学、个性化辅导中成效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最后是自主创新激励，鼓励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对自主研发特色课程、探索新型教学模式的教师提供专项支持，例如江苏省部分新优质学校设立 “教学改革专项基金”，为教师的创新实践提供经费保障，同时通过教学成果展示、经验分享会等形式，让教师的创新价值得到认可。这种多元激励方式打破了传统激励的“一刀切”局限，既满足了教师在专业成长上的核心需求，又引导教师将精力聚焦于内涵育人，形成“激励-成长-实效”的良性循环，为新优质学校的内生性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支撑。
（四）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凝聚多方合力
在城镇化进程中，新优质学校的崛起离不开资源整合与生态共建，这是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路径。
1.资源整合：多管齐下，汇聚教育合力
政策资源整合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统筹规划与精准倾斜为新优质学校筑牢发展基础。例如湖北宜都市在教联体建设中，将新优质学校发展纳入强县工程统筹推进，市委、市政府牵头协调财政、国土、教育等部门优先保障硬件建设，教育管理部门还推行 “办事绿色通道” 简化流程，这一案例通过多部门协同与高效服务，直接印证了政府主导的政策资源整合对减少学校行政负担、夯实发展根基的支撑作用 [35]。人力资源整合聚焦师资 “引、育、留、流” 全链条，破解师资短缺与流失问题，如湖北宜都市教联体为农村新优质学校放宽紧缺学科教师学历要求、提供安家补贴，还将农村教师薪资上浮 12% 并优先评职称，2023 年农村骨干教师流失率显著下降，该实践以全链条措施落实人力资源整合，具象化了 “引育留流” 机制对稳定师资队伍、赋能学校发展的延伸价值 [36]。
信息资源整合依托 “互联网 + 教育” 搭建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流动与精准匹配。例如浙江德清县打造 “莫干山云” 网校，通过 “双师课堂” 为乡村新优质学校输送艺术、信息技术课程，解决专职教师稀缺问题，同时鼓励学校上传特色资源形成 “双向共享” 生态，这一实例以 “平台搭建 + 双向流动” 模式，充分验证了 “互联网 + 教育” 在打破资源壁垒、满足乡村学校教学需求上的实际效用，与信息资源整合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 [37]。
2.生态共建：协同合作，营造良好教育环境
在学校内部，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生态。新优质学校要结合自身特色，挖掘地域文化、历史传统等元素，打造独特的校园文化品牌，让校园文化成为凝聚师生、促进发展的精神力量。例如，一些乡村新优质学校可以将农耕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开设相关校本课程、建设文化景观等。同时，营造民主、和谐的管理生态，鼓励教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决策，激发师生的主人翁意识。
学校与家庭之间，要建立紧密的合作生态。定期召开家长会，举办家长学校，提升家长教育理念和教育能力；开展亲子活动、家访等，增进家校沟通与理解。例如金川区通过“魅力家长”评选、城乡家庭结对，开展亲子活动，构建家校协同育人生态。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学校也为家长提供教育指导，形成家校教育合力。
学校与学校之间，积极构建合作共赢的发展生态。可以借鉴区域内教联体、教育集团等模式，如郑州市二七区组建紧密型教育集团，集团校与成员校之间强化共建共享，实行师资统管、教学同步、文化共育、资源共享、考核同标[38] 。新优质学校与优质学校结成对子，在教学管理、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合作中提升自身实力。
此外，学校与社会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生态。整合社会资源，如企业、社区、公益组织等为学校提供实践基地、资金、设备等支持。学校也要积极服务社会，开展科普宣传、文化活动等，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共同营造有利于新优质学校崛起的良好教育生态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新优质学校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它是我国义务教育改革发展大势所趋，是一种追求时代的自觉，是一种借助政策的自觉，是一种基于理念的自觉，是一种具有要素协同的自觉；是在理念重构的基础上，通过课程教学革新、师资力量强化和资源生态构建等路径推进，它仍然面临着诸多方面的资源难题、文化难题、评价难题，但亦可采取相应的克服办法，从而增强学校持续发展的动力。
未来，在城镇化、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过程中，新优质学校还将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创新内涵发展新途径，在探索育人方式创新实践中，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实现 “家门口的好学校” 的目标，让孩子沐浴教育公平阳光、助力教育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