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盛夏，江城武汉烈日炎炎，珞珈山上热浪滚滚。这天，一位清瘦干练的青年男子，驻足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纪念亭前，久久凝视着纪念碑上的铭文，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放眼万里晴空，更是心潮涌动，滶情满怀，他仿佛看到，黎明前的江城正孕育着破晓的一抺曙光。

扎根院校 联系积极分子

这位青年男子名叫金本富，武汉新洲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在复旦大学加入共产党。1948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青年组，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决定调时任复旦大学党总支副书记的金本富到武汉工作。同年3月，金本富回到了阔别己久的故乡，他的妻子张靖琳（复旦大学党总支委员），不久也由沪来汉。这年8月，中共武汉市委成立，决定建立学生运动工作组（简称“学运组”），由金本富、张靖琳、张敏三人组成。金本富任组长，全面负责武汉大学和中华大学的工作；张敏负责华中大学和海事学校；张靖琳负责湖北农学院、湖北医学院、国立体专和国师；学运组系统的张幼峰负责汉口法政学院。

学运组成立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同一批学运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金本富先后与湖北农学院的鲁汉军、朱舜卿，湖北医学院邢寿富、高飞昆，中华大学陈仁熟、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黎幼岑等取得了联系。张敏先后和华中大学的李丽华、陶汉芬，海事学校汤正中建立了联系。张靖琳来汉稍晚，除接手湖北农学院的关系外，还与武昌国立体专梁汇铨、湖北省医学院附属职业学校赵健钰建立了联系。学运组通过这批积极分子了解各校政治情况，在工作中对他们进行考察培养，使党的工作在学校中有了落脚点并扎下了根。

如火如荼 开展建党工作

从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三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濒临崩溃，武汉解放已指日可待。市委要求学运组，迅速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以配合解放战争的发展。由于武汉学生运动的健康发展，在历次斗争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其中一批骨干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基本具备了党员条件。市委指示学运组，要不失时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建党工作很快在武汉各院校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武汉大学在1947年10月成立了党支部，由王云从任书记。1948年3月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由王尓杰兼任，1948年6月由吴仲炎接任总支书记。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大学的党员已发展到79人，成为武汉市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最多的一个战斗堡垒。

华中大学党支部于1948年11月成立，易声龙任书记，李丽华、罗谦恕为支委，支部有党员7人。1949年初，市委青工组在华中大学发展了党员5人。

湖北农学院于1948年底开始建党，1949年2月成立党支部，刘佑庭任书记，夏振坤、肖志明任组织和宣传委员。

湖北医学院于1949年4月，发展了高登崴、邢寿富、马栋中、朱大鉴、陈敏海、赵健钰6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小组，由高登崴负责。

武昌国立体专于1948年底建立党支部，党员3人，书记梁汇铨，组织和宣传委员为秦学士和曾意越。

中华大学陈仁熟于1948年12月入党。海事学校的党员方为表，由市委江浩然直接领导；1949年1月，方为表发展教务处职员张大慈入党。

因地制宜 发展壮大力量

学运组联系的八所大专院校，都发展了共产党员，到武汉解放时，共有党员113人，绝大部分是1948年12月到1949年3月发展的。当时的建党任务虽然迫切，但建党工作仍然十分严肃慎重，凡经考察培养成熟的对象，都须写出自传并由学运组审查，送市委批准后方可履行入党手续。由于处在白色恐怖下，新党员的入党宣誓均个别秘密进行，有时就利用户外碰头的机会，一边散步，一边由介绍人领读入党誓词……市委特别作出这些新党员无候补期的决定，以适应形势与工作的需要。解放后这批党员参加市委党训班学习时，一律追补候补期半年。

当时在大专院校开展学运工作的除了市委学工组这个主线外，还有市委领导的青年工作组（简称“青工组”）。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上海局从平津学委抽调一批学运骨干到武汉工作。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党员，少数是民青成员，清华党总支委员尚嘉齐负责南下人员的具体组织工作。在初到武汉尚未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大家的职业一时无法落实、生活极其因难时，尚嘉齐联系在清华发展的党员同学戴宜生，动员他从家里拿出金条、银元、英磅等，无私捐给南下人员作为生活与活动经费。与此同时，尚嘉齐带领大家，通过各种关系发展了一批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底，尚嘉齐与中共武汉市委接上了关系，市委决定以这批南下人员为骨干成立青工组。这个组成立于1949年1月，由尚嘉齐、吕乃强、杨坤泉、徐家崴负责，尚嘉齐任组长。青工组和学运组平行开展工作，没有横向联系。青工组建立联系的有华中大学、武昌艺专、中华大学、武大的医学院和农学院、国师、汉口商专、汉口法学院和部分中学。到武汉解放前后，青工组共发展共产党员63人，组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武汉总支部，人数多达500余人。

1949年2月，由于学运组和青工组在部分大专院校的秘密工作出现了一些困难，市委决定进行调整以统一领导关系，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可能封江退守江南“划江而治”，使武昌与汉口之间交通中断，所以要实行分片领导。

转眼到了3月，江风中仍透着寒意，金本富和尚嘉齐在武昌平湖门秘密碰头，交换情况。这是两个组负责人在解放前唯一的一次会面。调整领导关系后，武大农、医学院的党员和新青联交武大党总支；学运组和青工组分别在华中大学建立的两个党支部合并为一个支部，领导关系交学运组；中华大学、国师和汉口法政学院的关系交青工组。这样，学运组便集中负责武昌的大专院校。

1949年4月下旬，正值黎明前的严峻时刻。市委组织部部长江浩然来到武汉大学，在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向金本富、蔡心吕、吴仲炎传达市委指示。他说，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应变斗争要从实际出发，鉴于武大党组织是三镇党员人数最多的战斗堡垒，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市委决定成立武大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金本富兼任书记，蔡心吕和吴仲炎为委员。要做好独立自主的战斗准备，要准备应付突发事变。如果老金同志牺牲了，老蔡同志顶上来，如果老蔡同志牺牲了，老吴同志顶上来……根据市委的指示，武大各支部统一领导，大家同心协力，迎接武汉解放。

平行发展 推进建团工作

1946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抓紧目前时机，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首先是打入学生群众，重要产业工人中”的指示。1946年6月27日，中央青委起草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同年，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城工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分别派遣余杰、吴正东、吴显忠等同志来武汉活动。他们按照中共中央所规定“平行发展，不必打通”的原则，在武汉的工作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的干部不发生关系，单独活动。但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开展革命斗争的这两支主要力量，都十分注重青年，积极动员、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斗争。

1947年8月，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的统一领导下，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鄂中地委（又称江汉二地委）城工部、襄南地委（又称江汉三地委）城工部、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等，不断向武汉派遣人员，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陆续建立了民主青年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主青年挺进会等组织，使武汉的青年工作进入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发展阶段。

截至1949年5月，襄南地委城工部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8人，其中武汉大学41人，武汉中学12人；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在武汉发展青年团员50余人，民主青年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其他地下组织成员500余人；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建立了一支320余人的骨干队伍，其中共产党员13人、青年团员165人、城工组员82人。这些都为在武汉试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按照中央的要求，决定在各条战线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外围青年群众团体。中共武汉市委根据上海局指示，派出江浩然、张文澄、孙运仁等优秀党员领导建团工作。青工组为了广泛团结青年工人和社会各阶层青年，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重点在汉口电信局、邮政局、平汉铁路汉口分局、民生轮船公司等单位建立据点，在职业青年中发展进步力量。学运组在武汉大学、中华大学、华中大学、海事学校、农学院、医学院、体专等大专院校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在小学和初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少年协会”。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同年春，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党中央的建团决议，在武汉开展青年团试建工作。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鄂中地委城工部、襄南地委城工部等，釆取多种方式和有力措施，源源不断地派遣经过培训的青年学生和富有斗争经验的青年运动工作负责人潜入武汉，在学校、机关、工厂等单位，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为指导开展试建工作，一批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主要包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团本部。1949年2月以前，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以大冶灿华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及精诚新闻社名义成立青年向导队，以汉口车站路新新饭店作为掩护，调查与搜集情报。武汉解放后，青年向导队与两东县委城工部的部分青年组织合并，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团本部，登记团员人数达211人。下辖5个分团，1个支部，2个直属分支部。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团委。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团委成立。武汉团委由4人组成，书记王达，副书记钱锋，委员汪成阴、屈济远。武汉团委下辖武昌区团委、汉口区团委、武大团支部、市一中小组，共61人。武汉团委为保持团的先进纯洁，坚持发展政治上可靠、作风优良、工作积极、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青年。

武大团支部和法学院团支部。1948年12月，襄南地委城工部指派中共党员张中文回武汉建团。1949年1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大支部成立，负责人张中文，下设3个小组，在武汉大学、武汉中学等发展团员58人。同期，襄南地委城工部派王功安、黄道义和崔学山等到汉口法学院开展地下活动，发展团员，成立了汉口法学院团支部，发展团员12人。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蔡国栋团部。1949年，蔡国栋受襄南地委城工部派遣潜入武汉，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蔡国栋团部。蔡国栋团部有团支部7个，直属小组1个，共28个小组，团员88个，其中男团员77人，女团员11人。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万光尧团部。1949年1月，鄂中地委城工部派遣万光尧潜入武汉，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万光尧团部。至武汉解放，万光尧团部团员达165人。

以上只是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发展团员较多的青年团组织，随着爱国民主运动规模的扩大，进步青年阵营进一步发展，成为党领导武汉青年运动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广大青年通过青年团组织在第二条战线中起到了先锋、骨干和桥梁作用，成为地下党的得力助手。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武汉大学王尔杰作为湖北青年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火红青春 点燃破晓曙光

武汉作为华中重镇，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战略意义。纵观武汉解放全过程，党领导广大青年开展的斗争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编印进步刊物，宣传胜利形势。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了“总统”。当时，白崇禧坐镇武汉，一方面假惺惺地大谈和平，另一方面，他自恃手中保存的实力，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实现“两分天下”“划江而治”的狂妄计划。遵照市委指示，学运组、青工组、职青组等，向武汉各大专院校及中学、工厂的党员骨干进行了形势教育，各院校、工厂的进步力量纷纷行动起来，用多种形式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情况，宣传解放区的民主和平景象，秘密翻印党的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向党员和积极分子、有进步倾向的人士秘密传达学习。当时大量翻印的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近行到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共城市商业政策》《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

华中大学党组织为了满足进步同学的需要，决定油印《新民主主义论》，可是腊纸刻出后，印刷成了一个难题，去借油印机吧，油印机体积大，太显眼。正当同学们为难时，青工组尚嘉齐介绍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把油墨倒在光滑的平面上，用刷子轻轻一刷，便可以油印了。恰好华大每人有一张油漆非常光滑的深色书桌和凳子，不沾油墨，非常适用。经过反复摸索，印刷问题终于解决了。

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界人士。1949年3月，全国形势巨变，市委指示各校要特别做好有影响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武大党总支打出了“尊师爱生”的口号，并把重点放在校长周鲠生身上，因为做好他的工作，可以影响一大批教授、副教授，也会影响全校教职员工。华中大学地下党为了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进步教授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会员，这些会员在应变联防、反破坏、反搬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省农学院地下党及时开展统战工作，将院长管泽良列为重点对象，经过反复做其思想工作，管泽良不仅留了下来，还动员全院师生员工参加了护校护产工作。

组织安全互助，开展护校保产。白崇禧欲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勒令武昌文华中学、省男中、省一女中提前放假，称“华中剿总”要进驻学校。周达五等人发动省高学生董昌鲁、省一女中的姚梅生等，组织学校联防互助，并与大专院校取得联系，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不能停课，不能提前放假，影响学生学业，并组织学生驻校，反对军队进驻学校。最后，除文华中学被迫停课放假外，其余各校均未驻军。省农学院为了保障师生员工的安全，把全院师生员工集中到数学大楼，构筑路障和堡垒，由护校队日夜巡逻放哨。由于全院师生众志成城，形成了较为保险的“安全区”，就连国民党省参议员艾毓英也到学校来寻求保护。

各校为了更好地自卫，均与附近学校、工厂组成了联防区，遥相呼应，互为支援。省农学院、海事学校、纺织专科学校，与附近农村组成了联防区。湖北医学院与附近的华中玻璃厂、造船厂、衡青中学、国立体专组成了区城联防。整个武昌以华大为应变联络的中心，把体专、农学院、中华大学、文华图专联系起来，各校互通情况，互相支援。

在应变联防中，武昌的大专院校还与一些中学联系，组成武昌学生应变联合会。汉口以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为据点，建立汉口学生应变联合会，联系了艺专、法政学院、商专、市一男中、市一女中等十几所中学。在组织联防中，根据市委统一部署，汉口分上中下三段，武昌分八区联防，在武汉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的紧密配合下，联防互助在保护城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旌旗高展 江城拨云见日

黄鹤楼上展旌旗，江城五月落梅花。194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5月上旬解放军逼近武汉，汉口“应联”积极开展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工作，巡逻队日夜巡逻，进入战斗岗位。各校学生集中在校内，赶写标语，制作横幅，组织欢迎队伍。一女中的20多名女学生说服家长，住在学校，积极赶制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旗帜。5月15日晚，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学生，在武汉沿街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城市委员会关于防止非法接收的通告》。16日天刚亮，武昌艺专的秧歌队第一个出现在汉口街头。下午2时，由汉口学联代表杨瑛和联络员引导，人民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市区。美专的青年团员潘珂举着大幅毛主席画像，国师学生举着“天亮了”横幅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学生们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掌声、歌声此起彼伏，一片沸腾。

武汉刚解放，中共武汉市委学运组、青工组在武昌实验中学召开会议，建立学生委员会，金本富为书记，尚嘉齐为副书记，成员包括原学运组、青工组的成员。金本富的妻子张靖琳，早年在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到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学运工作。尚嘉齐的妻子伍骅，也是平津学委派来的骨干，她和尚嘉齐都在青工组。金本富夫妇和尚嘉齐夫妇这些革命的伴侣，互相携手，共挑重担，为武汉解放和青运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武汉解放后，他们继续从事团的工作：金本富任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张靖琳任团市委大专及纺织团委书记，尚嘉齐和伍骅分别担任团市委学生部和少先部部长。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虽然武汉解放已经过去了70多年，当年那些为解放武汉而前仆后继的先辈们，许许多多已经离开了我们。然而历史并不遥远，往事并不如烟；武汉大学的牌坊、中山大道的水塔、江汉路上的钟楼……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讲述着武汉的解放与新生，将先辈们的英雄业绩和精神风貌闪现在我们眼前！

值此武汉解放75周年之际，让我们永远牢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永远缅怀那些为武汉解放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功臣。

谨以此文献给武汉解放75周年及革命前辈们！

整理：武汉市团校编撰组、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档案室
执笔：陈宏、唐璇、李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