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农村垃圾治理是我国乡村建设的老大难，也是世界性难题，尤其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废旧塑料包、农膜、秸秆等处理不当污染环境，甚至威胁到“菜篮子”和“米袋子”的安全。农村垃圾中最大头的生活垃圾一年便有1.1亿吨，“垃圾围村”困局难解？

2015年11月13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农办、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保部、农业部、商务部、全国爱卫办、全国妇联等十部门联合发文向农村垃圾宣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村垃圾的文件，打响了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攻坚之役。日前，记者就我省农村垃圾“突围”之路，采访了住建厅、发改委、环保厅等相关部门。

向农村生活垃圾亮剑

据住建部测算，目前，我国农村约有6.5亿常住人口，仅生活垃圾如果按每人每日产生0.5公斤计算，一年可产生约1.1亿吨垃圾，但其中有0.7亿吨未作任何处理。地方重视程度不够、治理方法简单粗放，基层财政负担重等因素导致这一问题迟迟难解决。

实际上，我省早在“美丽家园、清洁乡村”的行动计划中，在全省范围内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全面治理，开始向农村生活垃圾亮剑。近年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城环委组织多部门调研，目前为止，我省的治理情况可谓喜忧参半。

可喜的是，“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治理模式，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要真正为乡村垃圾找到出路，根本改变村容村貌，还有许多堡垒亟待攻克。

截至2015年10月底，全省农村地区已配置垃圾池48.4万个、垃圾箱（桶）326.6万个，基本实现了“三个覆盖”，即垃圾桶、垃圾房实现了自然村全覆盖，农村清扫保洁基本实现了自然村全覆盖，垃圾中转箱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各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垃圾数量依然巨大。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年产量260万吨。按照500至1000人配备一名保洁员的比例，全省目前已有农村保洁员6.1万名，平均下来，相当于一名保洁员每年要清扫40多吨垃圾，每天清扫100多公斤。

特别是农村生活垃圾统筹治理，涉及面广，系统性强，需要有全局性的考量。同一件事多部门管，协调起来十分繁琐。农村垃圾处理往往要借助城市垃圾处理设施，住建或城管部门担心城区垃圾处理设施遭受冲击，协调难度又增加一分。“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对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省住建厅城市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除了征地延误之外，有些地方，如应城、南漳，对采取何种技术犹豫不决。五峰、保康、神农架林区等老少边穷地区，则经济实力差、垃圾处理量小，招商引资没有吸引力。虽然省住建厅、发改委为这些项目争取了近亿元中央投资，但只占项目总投资的36%，配套资金筹措不力，建设进展缓慢。此外，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亟待落实。

垃圾分类，在许多城市推广多年，仍然收效甚微。从农村开展垃圾源头减量，在村民中普及垃圾分类等知识，建立垃圾管理的长效机制。无论是“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还是“村收集、镇清运、县中转、市集中处理”，抑或是“村收集、镇转运、片区处理”，无论哪一种农村垃圾的治理模式，都要根据农村的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

要“面子”更要“里子”

走进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无论农户家，还是街道旁，都很难见到废弃塑料袋，烟头等生活垃圾，村户门口昔日蚊蝇乱飞的排水沟被制式的污水管道所取代。“现在咱农民的素质提高啦！生活垃圾都自觉的分类投放到指定的投放点，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风吹垃圾满天飞的场面了。”村民刘杰勇说。

突围农村垃圾，要“面子”更要“里子”。为了改变村民垃圾乱堆乱放的旧习惯，养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在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意义重大的同时，多年前，就要求村民按照“可回收”“不可回收”两个标准进行垃圾分类，使大家对垃圾分类投放相互监督，配备了专职保洁员定期回收垃圾，并由乡里转运，交嘉鱼县垃圾处理厂统一处理，真正做到了农村生活垃圾：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良性循环。

嘉鱼县全县农村通过实施垃圾源头分类后，农村垃圾总量明显减少，乱堆乱放杂物的没有了，街道干净了，老百姓参与度高、幸福感强，发自心底的喜欢。截至目前，全县60%以上行政村推广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办法，减少农村垃圾排放量50%以上，六边（路边、河边、村边、田边、塘边、屋边）净化率达到70%。昔日那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家里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的场景已经成为过去。

咸宁市双溪桥镇九彬村是一个自然生态型村庄，村中不仅环卫基础设施齐全、村委管理过硬，最关键的是村民具有很高的保洁意识与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村是咸宁最干净的村之一。”83岁的陈恢胜说。这一荣誉足以使村民脸上有光。咸宁市每季度评选十个“最洁净村庄”和十个“最脏村庄”，评选结果均在当地媒体公布。

九彬村获得了荣誉，相反的，获得“最脏”称号的村庄，脸面上着实挂不住。“自从上季度得了个最差后，村干部全都动起来，说啥也要在下季度摘掉这个帽子。”咸安区马桥镇马桥村网格管理员胡红云说。“评选活动解决了很多老大难问题。”咸宁市住建委村镇建设科科长廖承武说。如通城县塘湖镇狮子村河岸两旁的垃圾，多年治理不好，市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好多回都没用，被评为“最脏”后，县、镇领导亲自督办，投入15万元，组织人力、机械对河道、公路、田边地角的生活垃圾开展了集中清理。

“我们成功运用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1000万元，将二次运输的特许经营权给了深圳龙澄高科技环保有限公司。”黄冈市黄州区住建局副局长余琴介绍。这一尝试建立了县域垃圾收运系统，破解了资金筹措难题。黄州区还以陶店乡望城村为试点，推进可利用垃圾回收，由供销部门在重点村建立一个回收站、配备一辆三轮摩托车，每个回收点安排资金5000元，回收物品、回收方法、回收价格等信息全都公开张贴，农民可用手中的可回收垃圾换取现金或农资。黄州区初步实现了村庄保洁常态化。

治理农村垃圾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像黄冈市黄州区、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和咸宁市双溪桥镇，由地方政府承担，对于经济基础较差甚至贫困地区，则需要多方投入、共同承担。各级政府应是投资主体，尤其在贫困地区，政府要负起兜底职责，同时鼓励村集体出资和村民缴费，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采用企业管理方式，降低运行成本。农村垃圾治理要把力气花在“里子”上，即农村垃圾治理制度的建立、有效的资金保障和运行模式的探索、村民公共意识的提升和卫生习惯的养成。

垃圾规模化分类还有多远？

“变废为宝”才是消除矛盾的最好途径，而不是建越来越多的处理场来处理越来越多的垃圾。来看襄阳的探索，在2010年以前，国新天汇襄阳污泥处理厂所在的地盘上，还堆放着10多万吨污泥，恶臭难闻。如今，这里积存的污泥变成了生物炭土，用于栽培花卉苗木。污泥中产生的天然气也被提取，除了一部分用于处理厂的生产外，每天可提供约3000立方米供市内出租车使用。

国新天汇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梅礼元表示，仅仅是转化污泥，就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生活垃圾能进一步资源化处理，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公司2015年在襄阳城区餐馆中安装150台餐厨垃圾处理机，将其变废为宝。

“环保项目必须透明，经得起检查。”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教授周敬宣说，能不能定期将监测结果公开？是否给周边老百姓提供了应有的福利？这一点上，比如台北市北投垃圾焚烧厂不仅监管透明化，还建立了一系列的回馈机制，其中包括以地易地、发放生态补偿金等，同时在周边建设了公园，周边民众子女还可免学费上幼儿园。

从事垃圾处理的企业认为，政府补贴还应提升和加强。据省住建厅测算，全省卫生填埋场平均运行成本约为每吨29.2元，焚烧发电厂为每吨127.8元。而2015年初我省选取35个镇作为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的试点范围，但试点镇仅占全省乡镇总数的3.9%，数量太少。

向农村垃圾宣战，不是一场扫垃圾的运动，不是建几个垃圾转运站、设几个分类垃圾桶、安排几个农村保洁员就能实现。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让被切断了的农村自然生态循环重新运转起来；乡愁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田野里、泥土里，写在河流和草木生灵里。向农村垃圾宣战，是为了让村庄重归乐山乐水的安居之所，实现真正的绿色、环保、生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