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L型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权威人士说，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面临一个L型，不可能是V或者U型。有专家甚至表示，L型也许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最理想的结果，有可能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倒L型，先横后竖，就是在经济增长稳定了一个阶段后，突然出现雪崩式的下滑（哈继铭）。
显然，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过去几十年里也有过类似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看起来很多，但归结到本质，其实就一个最基本的办法，就是增加贷款和政府投资。现在这个办法越来越不行了，货币的投资效益在急剧递减，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业越来越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顶层设计的思路发生了变化，就是把解决困难的思路从需求端转到了供给端。如果经济疲软是源于需求不足，那么需求端的量化政策，换一句话说，多发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也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经济疲软源于产业结构问题，或者说，是经济产出结构及其效率出了问题，靠简单增加货币供应就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其实，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某种经济理论的新发现，也并非一个全新的政策思路，它就是大家已经说了至少二十年的所谓的经济结构调整。离开了对现有僵化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供给侧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哈继铭关于倒L型经济增长的说法，似乎有点悲观，但并非没有道理，他的判断基于几个大的宏观经济前提：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宏观负债水平急剧上升、宏观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国际经济远未达到复苏的理性水平以及前一阶段信贷膨胀造成的经济后遗症。但这些问题仅仅是宏观经济的表象，是国民经济表面上浮现出来的现象，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问题，造成了L型和可能的倒L型，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剖析的。
从结构的角度看问题，需求疲软的背后正是供给结构的问题，而所谓的“供给”结构问题其实是生产、消费和国民储蓄背后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的供给侧经济正面临三大断裂带，这是目前供给和需求结构发生重大扭曲的根本原因。
收入增加与消费增长间的断裂
收入两极分化制约着经济增长的空间，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1%的富人再有钱，消费也就那么多，99%的穷人想升级消费，但无钱可花。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收入的断层结构常常会造成一些市场虚假的繁荣和扭曲的市场供求关系。
比如，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因为一部分富人的购买能力和投机需求推高了市场房价的总水平，使得穷人要花更多的钱买房。虚高的房价一方面挤压了穷人的购房能力，另一方面也挤压了穷人在其它方面的消费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分析，小部分人越富，越容易推高某些产品的价格，从而挤压了大部分人的消费空间，实际上损伤了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从收入断裂转变为消费断裂，经济增长难以维持。
社科院的2016年《社会蓝皮书》发表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对中国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现状做了最新的揭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有全国1%左右的财富。
我在《少数派的财富报告》（范棣，2015，东方出版社）一书中，把中国大陆按人均财富拥有量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超级富裕家庭阶层，约2500万人口，约1%-2%的家庭；第二个级别是中高收入家庭阶层，约1.5亿人口，约15%-20%的家庭；第三个级别是贫困和中低收入家庭，约12亿人口，约80%-85%的家庭。这三个级别的人口分别拥有约1/3的财富，形成了显著的三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收入和财富获取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富裕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获取主要靠资本、权力、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中产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获取主要依靠教育、专业技能、房产投资和社会关系；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获取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
就全球范围而言，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资本社会，谁的资本多，或者谁能获得资本，谁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就最快，靠出卖劳动力的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对于底层社会的人群来说，他们唯一翻身的机会就是获得资本的可能性，如果资本渠道被垄断，底层社会的中低收入者就只能永远当光荣的劳动者。收入的断层和财富的断层是一样的，源于资本的断层；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两极分化，资本者吃肉，劳动者喝汤。其中最值得人们警惕的社会现象是：在资本公有（国有制）的外衣下，那些掌握了资本分配权的管理者成为了实际上的资本家。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本改革思路是解决资本贵族化，让资本回归普罗大众。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人口那么多，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为什么还内需不足，还要依赖海外市场？原因就是收入断裂，一部分人的生活是超级发达国家，而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收入断层造成了消费的断层，经济结构严重扭曲。
金融供给与实体需求间的断裂
近年金融领域出现了资本流转阻滞：一方面是货币超发，信贷超常规增长，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信贷资金无法流入实体经济，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断裂和背离日益扩大。需要资金的企业得不到钱，不需要资金的企业（尤其国企）却等着银行排队上门送钱。这是怎么回事？
2014年M2增长12.2%，而GDP增长7.3%；2015年M2增长13.3%，而GDP增长6.9%，2016年1-2月M2增长13.3%，而1季度GDP增长6.5%，今年第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预计4.3万亿元左右，这已经是历史新高，M2/GDP之比也已快速攀升至205.7%。总之，货币投放速度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货币超发是毋庸置疑的。
总的来说，银行体系增加了那么多的资金供给，但实体经济端并没有感到资金宽松，并没有得到增加的资本供应。经济学界不少人支持货币空转的说法，认为从货币供应看，中国的货币量已经泛滥，但从企业资金面来看却又非常紧张，宏观层面上看起来货币供应已经充分或者过度，但在实体经济层面却得不到钱。为什么一方面是货币泛滥，另一方面是资金紧缺和钱荒？
可能的答案是：大量资金沉淀在金融交易中，并未进入实体企业。
新增资金有两个明显去向：第一，是维持债务循环和庞氏融资滚动，主要是借新还旧，债务滚动；第二，本轮货币宽松周期开启以来，先是在2014年-2015年上半年，超发货币推升股市泡沫，然后在2015年下半年以来，过量信贷推升了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的房市泡沫。
从当前的融资结构、资金流向和宏观资产负债率情况均表明，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是当前资金需求的“黑洞”。这三大领域吸金黑洞的背后是政府信用背书和房价上涨预期在支撑。最终这些资本形成僵化的资产，不断占用信用资源，依靠不断的负债滚动来维持，形成所谓的“庞氏融资”格局。
这个宏观金融场景的另一面是“钱荒”，中小实体经济依然难以得到信贷，大量的新增信贷资金继续在寻找“钱生钱”的机会，不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循环，所谓的“货币空转”。货币空转的结果必然是金融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比如，现在的中国金融体系有层层管制和层层障碍，比如，银行在房地产贷款方面有很多限制，但信托和资管做起来比较方便，于是就会出现很多银信合作、银证合作。总体上看，社会资金的源头都是从银行出来的，但真正到了房地产企业手里，可能已经过了好多个层级，每个层级的金融机构都层层加价，形成巨大的交易费用。
再比如，眼下比较火的金融生意是帮助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做资产出表业务，简单说，就是帮助银行把本来不合规的资产业务调整成合规的资产业务，相对掩盖了不良资产率，从而符合银行的监管标准。
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间的断裂
最近华为手机终端总部迁出深圳，引起众人哗然。也许，这个事件本身不过是产业链重构的一个案例，但是外界看到的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亦即一线城市的高生活和制造成本正在把大量企业挤出城市。况且，高房价不仅在挤出华为等企业，也在挤出整个工业产业，乃至挤出整个实体经济。
房价和租金是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基础成本，人工、物流、仓储等成本与房价和租金息息相关。《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人工、要素和融资成本上涨是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其中，人工成本（79%）、融资成本（66%）和要素价格（54%）分列上涨的前三位。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下，投资和需求的全面高速增长覆盖了供给中的成本增加问题，而当经济增速下行、PPI连续47个月下滑时，高成本问题就成了国民经济前进的最大掣肘。
事实上，至今为止，经济学家们乃至政府的智囊和决策机构，都严重低估了高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的伤害，严重低估了高房价在带动国民经济综合成本全面上升中的关键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房价不同，绝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有极高的工作和居住流动性，有普惠的教育制度，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都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水平，而且产业结构以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所以在西方国家，高房价或者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金融行业，即房地产加大了金融资产的杠杆并形成不良资产，而后再对产业造成一定冲击，但仅此而已。在中国大陆情况完全不同，高房价绑架的不仅是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而且从产业深层改变了产业生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想想，当制造业为了3%的平均利润空间拼命挣扎、头破血流，而房地产和金融业轻松可以赚到30%的利润空间时，这从根本上杀死了那些为了长远利益而奋斗的创业者、实业家和企业家，至少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当炒作房地产、股市和其它金融资产能够获取暴利时，资本那还有心思去投资和经营实体经济，这就是资本不流向实体经济的真正原因。
大家拼命想赚快钱和大钱的结果，就是金融和地产吸收了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大部分养分，形成金融虚胖，实体干瘦，劳动者贫苦，资本者暴富。畸形的资本投入结构必然造成投入成本端的不断虚升，太高并固化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特别是大大增加了整体国民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即斯科和威廉姆森所说的“transaction cost”），造成总体经济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到不赚钱的边界。房地产和金融这个版块目前已经结成一体，很难清断，形成了国民经济中的财富重极和盈利黑洞，而另一极是缺血和羸弱的制造和农业，越来越被边缘化。
供给侧改革如果不能解决这三个断裂带的问题，供给侧经济将变成某种鸡肋，或者仅仅停留在某种政策的口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