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负责干部当然可以倒逼某一机构作为，但这种倒逼只能是一种个案解决方式；“大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当然能最快“平事儿”，但这种解决反向证明了常规手段的乏力。

　　四川眉山市近日公布了该市两区四县的四套领导班子共１５２名官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引起社会关注。实际上，近年来，长沙、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曾公布过当地各部门负责人的手机号。但新华社记者日前拨打西安市临潼区和南京市鼓楼区部分干部的手机后发现，除几位一拨就通之外，大部分干部手机处于“已暂停服务”“不在服务区”“正在通话”或无人接听状态。

　　平常心说来，这种“断线”状态背后，或许有不问民情的懒政心理，但也可能是一种精力超支的状态。笔者某次在赣南某村采访时，曾一时兴起拨打过公告栏里公布的镇长和书记的手机，均能打通，态度也和悦。在另一次采访一下乡干部时，他的电话一直没停过，连村里叔侄打架也要找他评理。投诉、求助、上访以及笔者这种仅仅出于好奇、试一试的电话，不知他们一天要接多少个。两次经历之后，竟蓦然间生出些许同情。

　　并不是为官员手机“断线”辩护。公布手机号初衷是敬民、目的是便民，结果却因拒接电话而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这难逃形式主义和“一阵风”的批评。只是还应往深里想一层：公布主要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本应作为正常反映渠道外的一种补充，类似于工业上的“余量设计”“保险设置”，如果这个“保险”被当做主要渠道，那么肯定会有因为过热而被“熔断”的情况出现。

　　据说某报曾用４个版面公布了市委书记、市长、市直各部门党政官员的电话，后又因领导班子换届、调任等原因两次更新。每次报纸刊登官员电话，都会无一例外地被市民抢购一空，由此几乎可以推知官员手机的繁忙和热度。说到底，这种热度其实表达了一种集体判断：直接找“大领导”要比进公门办事管用，非常规手段要比常规机制有效，越级上访要比遵循程序灵验。那么，是不是更应在公布主要干部手机号之外，深入考察一下公安、信访、劳动监察等负责回应社会诉求部门的日常履责情况？

　　主要负责干部当然可以倒逼某一机构作为，但这种倒逼只能是一种个案解决方式；“大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当然能最快“平事儿”，但这种解决反向证明了常规手段的乏力。进一步说，公布领导干部电话肯定是一种拓宽群众表达意见渠道的方法，但它要真正有效，需要有政府实际服务能力做基础，需要有职能部门现实工作效率做支撑，需要建立在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畅通且能消化大部分诉求的前提下。这些机制有效，不必事事打官员手机；这些机制无效，打通官员手机也没用，或者顶多能解决一时之需、一事之需。

　　民情民意畅通，说来极简单，似乎在公众和官员间连上根电话线就能达成。但作为社会治理效果的最终呈现，它背后有着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政令的上通下达畅通无阻、部门的协调配合默契接洽、矛盾的解决机制便捷高效。因此，对于官员手机“断线”的情况，要批评“为官不为”，更要检省治理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