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播案”第二次开庭，并没有像上次一样搞直播。有纯吃瓜群众表示有点遗憾，少了好多借“神来之笔般金句”以调味生活的机会；有真关心者情真意切质疑，觉得公检法仨衙门一定又密议定论，哀叹泱泱大国司法何时能够真正公正阳光；当然也有居心叵测者，暗暗摩拳擦掌只待一个结果就要把招数使出来，模糊焦点搅动风云，我们全社会再一起下水背一背“非法治”“不民主”的锅……世间百态，人各有其思考，不能刻意求同。不过搁我这儿，我倒觉得这不搞二次直播，不就是简单一个词：“没必要”嘛。

　　“没必要”，用最浅显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知识理解，就是浪费有限资源，收益结果与投入成本不成正比。对应到庭审直播而言，何为收益结果，何为投入成本，如何不成正比——这得慢慢道来。

　　庭审直播作为司法公开的一项重要方式，在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孟建柱书记的讲话，庭审直播的价值在于两方面：一是形成司法机关内部的倒逼机制，二是增长体制外部社会公众的法律知识。都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就像本案上次庭审直播，网友甚至扒出了辩护人水杯的细节。经过第一次直播后，本案可以说“红”了，实体上罪与非罪的大讨论、程序上来来回回的寻漏找刺，在如此高程度的警示倒逼下，我相信案件的审理一定会秉公进行，直播的倒逼价值并不大。另一方面，二次直播是否具有较大的外部价值，即它的普法效果会好吗？让我们回到本案的第一次庭审直播，它的讨论度和影响力都是绝对牛掰的，但只要略加甄别，就会发现娱乐性才是它引发热议的主要原因。一次严肃的庭审，一场涉及法律界和技术界的专业讨论，在娱乐化浪潮引领下，最终跑偏成了一场段子手的舆论狂欢盛事，根本没有达到原本预期的法制宣传本义。市场的逐利本能在二次直播时会延续甚至加强，可以说，“快播案”的娱乐化标签已经根深蒂固，期望它向积极的普法效果上回转，已几无可能。

　　每项工作的进行都需要全程的要素投入，庭审直播概莫能外。对于法院来说，随着司法公开平台的不断拓展和司法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视频直播技术已趋于成熟，相应设备、人员等边际成本自然也不高，做一回“快播案”二次直播与否就实体投入而言并不用刻意算计。但除了实体投入外，庭审直播还需要考虑到非实体的隐性成本。包括公众的关注度在内的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如何脱颖而出成功吸引眼球，正是炒作这一工作手段的存在意义。对于娱乐行业来说，一起事件的社会成本越高，就意味着其引发的讨论越大、声音越杂、效果越好，对于法院审理案件而言，大量社会关注的投入反而并不是好事。按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伦奎斯特的说法“你可以把公众意见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但它仍会撞击法院的大门”。舆论审判是古今中外司法的难题，也是一直极力避免的难题，快播案的社会关注投入巨大，如果要做二次直播，这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

　　总而言之，即使不天天把“3E”做原则把KPI当令条，法院做工作也是应该考量基本的“投入-产出”比。快播案的二次庭审直播，就如同企业里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一样，价值不高，“没必要”，当然也就不用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