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用“住窑洞”凸显病故副市长清廉？

　　5月28日，陕西安康市副市长李建民在出差途中突发疾病去世，引发广泛关注，继媒体曝出上千彬县人自发悼念后，有媒体报道：李建民逝世后，有人在他的老家志丹县意外发现了其“豪宅”——院子里有四个窑洞，他和哥哥一人两个；房间里还是水泥毛坯墙，唯一的电器是洗衣机。这让当地地产老总、彬县电视台播音员都放声大哭，全国道德模范卢效平说：“咱成天扶贫呢……不知道书记住这样的房子，不知道书记家还未脱贫。”

　　一座李建民老家的住宅，能说明多少问题呢？仅从照片上就可看出，不仅院子里建筑垃圾遍地、长满杂草，窑洞破旧的窗框不完整，就连糊纸、屋门都没有，一看就是闲置多年。李建民老家的房子简陋，不代表他就常住陋室，而现代社会，也无需官员用过苦行僧式生活来显清廉。用老家破屋凸显李建民的穷，看似褒扬，但违背常情常理却令其过犹不及，瓦解了个体形象的真实性——本质上，它因循的还是为宣传某个正面形象而对事实强行切割与重组，乃至神化的模范生产方式。而这种路数一开始程序上就存在缺陷，故其自带“疑点”。

　　将一个官员强行往完人般模范上拉扯，在以往信息被高度垄断的时代，或许可以成功。但如今，新媒体的发达迅速瓦解了这种信息生产体制，信息的扁平化传播，使典型人物更容易被解构，乃至成为被解构的素材。

　　这并非对李建民为政品格的怀疑，其政绩自在人心。只是说，在呈现正面形象时，应讲基本理性和逻辑，多些事实性情境还原，而不能脱离了常识与现实条件，否则很难取得心同此理的效果。或许，用“住窑洞”凸显病故副市长清廉引发争议的背后，是模范呈现路数该升级了。

　　（来源：新京报/作者：新吾）

同情副镇长开专车背后是什么

　　6月15日上午，安徽黄山歙县王村镇副镇长洪升前往县城办事。其间，在某网络约车软件上“接单”，驾私家车载客从该县城区前往开发区，后被十多个出租车司机拦住、举报。运管部门称此举属于违规营运，县纪委则表示将依规查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洪升表示接受处罚，并称今后不会再做此类“兼职”。

　　公众不仅没有苛责这位副镇长，甚至很多人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不赞成处理这位副镇长。这样的舆情反应，值得研究。从媒体报道看到，这位副镇长“上有老下有小”，靠着一个人的工资撑起家庭生活，而他半年工资大约18000元。今年4月，他痛风发作，花了大约18000元，这笔钱大多是借的，也正是因为还款开起了专车。

　　仅仅家庭贫困，还不足以让副镇长取得同情。更重要的是面对“缺钱”，这位副镇长走的不是以权谋私的歪路，而是“勤劳致富”的正路。看看各地通报的一些村社区主任都能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再瞧瞧这位副镇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潜意识之中，这位副镇长让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清官。

　　虽然这位副镇长此次出车是“顺道”，但掩盖不了上班途中的事实。副镇长开专车，与公务员开网店一样，属于一种经营性行为。可是，仅仅因为舆论倾向于认为这位副镇长是清官，从而忽视了上班开专车存在的纪律“硬伤”。事实上，仅仅凭开专车此举，并不能够断定就是一个清官。舆论不管也想不到这么多，仅仅因为开专车，就轻易认定是清官；只要是清官，就值得理解和同情。

　　舆论同情副镇长开专车实质是仇恨贪官。可以讲，公众并不是没有看到副镇长开专车存在的纪律“硬伤”，现在公众对贪官是零容忍，最不能接受官员的贪腐；而对于官员来说，一贪天下无，只要跨出贪腐这一步，就必然为民众抛弃。民意的强烈爱憎，是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理由所在，也是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大动力。

　　（来源：北京青年报/作者：毛建国）

“裸条”借贷是可怕的“失心疯”

　　日前，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称，有人通过一款熟人间网络借贷平台提供“裸条放款”，即进行借款时，以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替代借条。当发生违约不还款时，放贷人以公开裸体照片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挟逼迫借款人还款。一些借款的女大学生诉称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若非权威媒体报道，恐怕很多人会怀疑此则新闻的真实性，但以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替代借条的“裸条”借贷方式，实实在在发生于一些女大学生之中，还是令人震惊万分。

　　“裸条”借贷，愚不可及。女大学生将裸体照片交付与他人，是将自己的隐私权、名誉权全盘奉上，事后当事人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依然逾期，致使债权人使用裸照施压。该行为是极不理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周利息30%，如此高的利率，如此不靠谱的方式，这些女大学生居然接受。喧嚣的商品时代，有些人不懂得量入为出，虚荣攀比，还有人打着创业的名义胡乱花钱，常常导致入不敷出。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借款人为了获得借款，铤而走险向放贷团伙借高利贷。缺乏财商水平和信用意识、风险意识，对自身消费能力没有准确的定位，冲动借款之后只能自吞苦果。

　　“裸条”借贷是可怕的“失心疯”，折射出物欲横流的当下，一些人的理性、自律、良知的失守。倘若是个别人尚且不足为奇，但在一些女大学生中传染蔓延，成为部分社会疾患，则不容小觑。

　　（来源：光明观察/作者：斯涵涵）

最怕“都没过错”掩蔽了真正的问题

　　考生近视眼镜可疑，考试中途，监考老师收走眼镜，考生称考试受到很大影响，而经过鉴定，考生的眼镜没有问题，并非作弊工具。6月15日，石台县教体局公布了事发考场的探测视频监控调查核实情况，该县教体局认定，监考员的操作和处置符合有关规定。

　　眼镜没错，考生没错，监考员也合规，谁都没有错，但却产生了“错”的结果，这如何解释？每年都会高考，而遇到类似的事情又如何处理？如果陶醉于“都没过错”，而忽视了产生的后果，那么以后考生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高考关乎考生一生的命运，显然，不能止步于“都没过错”。

　　高考时间分秒必争，一个戴惯眼镜的高考生，一旦被摘走眼镜之后，看试卷会很不习惯，而且做题，也难以集中注意力，对考生来说，影响极大。因此，面对当时无法判断是否作弊器的眼镜，相关人员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判断。报道中说，10点36分48秒，乙监考员先后将2号、24号考生眼镜交给主监考，摆放在主监考前讲台上。11点06分45秒，乙监考员根据通知还眼镜给24号考生，11点06分51秒，乙监考员还眼镜给2号考生。毫无疑问，中间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处理这起“眼镜门”事件，足以说明效率并不高。监考老师接到通知归还考生眼镜，下发这个“通知”的必然是相关领导。如果相关处理人员能够以考生为本，在处理事情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可长达半个小时才有结果，这折射出高考的应急措施并不“应急”。

　　高考，是个系统工程，其核心是维护考生的权益，“最严高考”的落脚点也是如此。而高考“眼镜门”暴露出来的“应急系统”并不完善，这何尝不是错？推卸责任容易，堵住漏洞却不易。最怕的是“都没过错”掩蔽了真正的问题。

　　（来源：四川在线/作者：前溪）

告别“全城看海”给公众一张“时间表”

　　入夏以来，南方地区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大范围的暴雨过程。6月14日凌晨广西柳州遭遇特大暴雨，导致城区多处地段积水，有的社区遭洪水袭击，数十辆小车被洪水冲走。而广州遭遇大暴雨后，面对小轿车被淹、地铁站进水、橙色预警是否要上学信息不明等情况，抓狂的网民针对4亿元治水工程不乏冷嘲热讽。

　　广州有一句童谣：“落大雨，水浸街。”它被很多人从垂髫少年唱到白发苍苍，也道出了治理城市内涝问题的艰难。何以“年年治水却年年内涝”？应对灾害性天气的预案怎么不起作用？相关部门都做了什么努力？公众心中有不少疑惑。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一方面，防洪、排水设施改造的工程量大、耗时长，且需要大量资金，不是短时间即可见效；另一方面，汛期来临，尽管相关部门努力做了不少准备，可当天公不作美时，这些原本可以证明自己“无辜”的努力都被淹没在了大众的口水中，相关部门也多有苦衷。

　　如果地方政府部门为告别“全城看海”做了不少努力，那么，就应该让百姓看得见，其中一个关键，即告知公众终结“全城看海”的时间表，这是疏解各方忧虑和抱怨的一剂良药，也是倒逼相关部门努力作为的一股力量。

　　应对灾害性天气，确保公众出行安全、便利，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是件大事。期待更多地方管理者能够尽快给出时间表，既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安排，也要有能救急的、缓解当下险情的应对办法。

　　（来源：工人日报/作者：吴迪）

让幼儿举牌庆祝太不应该

　　资阳城区一幼儿园门口，5位小朋友站成一排，各举着一块牌子，连起来一句话为：“热烈祝贺姝含园长幺儿高考630分，超一本线98分，我们要向她学习。”随后，幼儿园园长承认，确系幼儿园安排所为，但是由家长提出来的，顺便给幼儿园打个广告。

　　按照园长的说法，幼儿举牌庆祝的主意是家长所出，但是，有家长表示并不知情，还有的家长对孩子在阳光底下举牌的行为颇有怨言。在未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就有如此做派，对权力的运用可谓到了极致。就算是有一些家长表示同意，难道园长就不明白，这是家长的无奈之举吗？这些人之常情，园长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在虚荣心的促使下，拥有权力的园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对于在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充满阳光的学习、玩耍，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可现在，幼小孩童们就要成为大人虚荣的工具，所产生的压力与不当影响可想而知。

　　幼儿教育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可是目前来看不容乐观，师资力量匮乏，出现了一些有违师德的行为，就在六月份短短一个月，就相继有幼儿园孩子冒雨汇报演出，校领导和老师们伞下观看，以及小男孩因为犯了一些“错误”被女老师要求两人一组“互打脸”的新闻。 这些都说明了个别幼教工作者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匮乏，暴露了自身的素质问题，亟待规范。

　　（来源：北京晨报/作者：赵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