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善良未必会产生善的结果。事实往往相反，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中，善良的意图经常会产生恶果。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福利事业中，很多慈善家出于善良，花了大把的钱救济穷人，结果让穷人变懒，从而变得越来越没有生存的能力。其他的例子我就不举了，说多了我怕你们难过。因为善良的意图，总是伴随着美妙的幻觉，不到恶果来临，人总是飘飘然而不自知。甚至直到尝到恶果的那一刻，人也常常固执地不愿意承认错误。

　　可是，在公共事务中，公共利益的损益必须放在第一位，相对而言，个人荣辱倒是其次。如果调了个，恐怕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只凭个人好恶做事，至于后果，那就交给上帝吧——在我的理解中，公共事务中所谓“不负责任”，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汇，要对公共利益负责，毫无疑问就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的善，并克制个人好恶。所以有时候，负责任，指的就是一个人在集体利益面前做出必要的牺牲。

　　最近一直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我注意到这个条例的第二条说要“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我在想，可能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所谓“负责任”，大概就是同时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在这个1900字的条例中，责任这个词出现了13次，问责这个词出现了29次。说实话，这些词汇都冷冰冰的，毫无趣味可言，我的脑袋里被这两个词塞满，脑仁疼了42次。

　　在中纪委的官方表述中，强调要“开始突出问责”，是2015年1月底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不过直到一年后，王岐山做第六次中纪委全体会议工作报告时，才正式提出要制定《条例》。其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一直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而且，也有不少问责规定。只是这些问责规定比较分散，不集中，权责概念界定不统一不明确。最关键的问题，这些问责中的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的问责少。

　　这显然没法跟上最新的实际情况。大家如果喜欢看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就会知道，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中，尤其是最近的几次反馈中，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问题，已经成了最频繁被提到的问题。依赖过去的行政问责显然不行，急需要制定一部反映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的问责条例。实际上，细看这次公布的《条例》第六条，其中涉及的问责内容，正是体现了这些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

　　这次公布的《条例》制定的问责细则，有几个特点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这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特点。还有一点就是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还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再有，这次还规定了“终身追责”，追责不分退休离职与否。可以看出，这次规定的问责基本没有留死角，充分体现了“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当然，话也得说回来，严管本就是厚爱，动辄得咎的追责，正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次《条例》的出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十八大以来在推进“两个百年”、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脉络中，我觉得有两个节点很关键。一是2014年，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从原来的“三个全面”上升为“四个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这为此后设立各种治党管党的内部监督制度，埋下了伏笔。二是2016年1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明确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并且指出了过去问责存在的问题。这为此后《条例》的出台和制定指明了方向。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条例》出台之后，很多人又想起了这句话。这句话在2015年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还没说要制定《条例》。但是，在问责《条例》真正公布之前，它就已经被人阐释了无数次。可见，人们确实在急切期盼一个问责时代的来临。权责对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这种急切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此前权责失衡是有多么严重。习近平总书记说，“问责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有怜悯之心”。那些没法适应权责对等的官员，接下来估计要轮到他们脑仁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