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起，中国政经语境中刮起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风。从投 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淡化，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这 一变化释放出的明显信号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投资、出口、消费 “三驾马车”集体遭遇瓶颈的困境，面对“供需不匹配”的经济结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眼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剂良药。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的莫道明教授指出，政府、社会、企 业在供给侧中需要各司其职。他认为，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关键是 平衡协调好三只手。以下是莫道明教授接受IPP评论独家专访的全文。
需求学派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遇到了瓶颈
IPP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已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等多个场合频频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究竟是什么？
莫道明：供给侧改革是相对于以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言的。一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是比较强调需求方面的。从投资、进出口、消费的角度来看，通过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基点。
我国在投资上向来投入较大，目前面临着投资增速下滑的问题。因为投资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业的增长，甚至对海外的资源型投资都碰到了大宗物资下滑。所以我们对外投资的效益也不明显，甚至可能是亏损。因此，投资效率非常低，投资拉动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瓶颈。
同时因为地方性的投资造成了地方性的债务增长，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产生了低效益。而出口呢？国际市场的需求已经容不下那么多商品了，所以出口在2015年出现了下滑。就全国来说，进出口总体水平是下降的，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导致无效的边际效益，没法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良好的贡献。此外，我国的消费增长也放缓了。也就是说从需求学派来说，这个理论遇到了瓶颈。在这个情况下，要着重于供给侧的改革。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美国和欧洲当时遇到经济发展瓶颈。当时出现了两个采用经济学观点的代表人物，一个是里根，一个是撒切尔。大家当前论述较多的是里根，他在推行供给侧改革时，启用了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经济学家拉弗。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的经济推上了另一个台阶，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来说，与七八十年代不同，从目前的经济总量来看，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那么，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如何稳定经济增长率，这很关键。维持新常态，必须把经济增长率稳定在一定的增速范围，不能一直下滑。现在，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大概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到7%之间，这样的增长率能够确保我们第一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从中央层面来看，现在比较担心如果再靠原有的传统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容易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5%到7%这样一个新常态增长水平。
企业需要转型升级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
IPP评论：供给侧改革中企业该如何做？
莫道明：供给侧跟需求侧不是矛盾的，所以习总书记说，我们是在保证总需求的情况下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两者不是零和博弈，是相互组成的。中国人对高品质产品有需求，这有市场空间，一方面市场有这种愿望和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不断有新的产品来取代和来满足这种需求，从而激发某种市场活力和潜在的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个层面，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更高端的需求，或通过创新来培育需求，对市场进行满足。
比如说，很多人去日本买马桶盖，大家有买高端马桶盖的需求，但是中国做不出来，所以只能去到日本买。中国希望通过企业的转型升级来满足更高层面的需求，比如说，中国有很多化妆品，但女士用的高级奢侈品、化妆品基本在国外，自己没办法供给。中国要是创造出这样的供给来满足需求，那就能满足更加高端的消费增长。消费品的满足，我想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个层面。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我们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和降成本，还有补短板，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降低成本给一个空间，让企业完成这种转型，去创造需求。
另一个是转型升级，转到更加高端的生产，淘汰低端的生产。因为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挤占了相当的资金和资源，尤其是挤占了银行的贷款，但是转型升级需要投入研发，需要资金投入、需要土地和人力资源。如果不给他降低成本，尤其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很高，这些企业很难获取利润，凭什么去创新。这是供给侧改革的另一个层面。
政府需要进行制度设计
IPP评论：供给侧改革中政府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
莫道明：深层次的改革还包含政府在供给侧上的改革。不仅仅是降成本，因为转型升级中要下大力气，包括杠杆。因为中国存在信贷资金成本的问题，中小企业很难获取资金贷款，如果不能从商业银行正规获得，就需要从民间的商业贷款获取，这样一来，利率是相当恐怖的，普遍水平是百分之十几以上的利率。如果这个成本不能降下来，市场空间就有局限，所以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要作为新一轮的改革措施，对金融牌照的许可及民间资本要放宽。政府供给侧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市场空间的让渡。来自于市场的管制和来自于国企垄断市场空间的让渡，讲的都是市场，因为需求不取决于政府。
政府供给侧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即政策供给，这包括货币政策以及各行业一系列鼓励政策，税收政策。从政策供给的角度来看，政府在供给侧上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制度设计，比如说自贸区试点的推出，行政审批路线能不能落到实处这些方面。行政审批，以前主要是工商登记和民政办事这些方面；但是项目立项、生产要素的审批，包括资本、土地、资源的使用。这些方面的政策，在制度层面的设计上会牵涉到相当多的因素。
第五个方面是法治环境的供给。依法治国，不仅是在程式上，怎么处理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处理好领导个人追责与改革试错之间的法律平衡，也就是对改革者创新和失误之间的平衡。法律还包括了企业家精神的保护，财产制度的保护，政府依法行政的落实，这些都要落到实处。这就是法治的供给，也就是政府要做的。
社会事业不是政府财政负担
IPP评论：在供给侧改革中,社会如何做的更好？
莫道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我们往往缺失了一个政商如何在阳光下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要在一个社会组织的平台上，这就涉及到社会建设的供给。因为要加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组织的建设，如果每个企业去对政府，那必然产生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如果社会组织得到良好的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协会与政府进行沟通，一些问题就会有良好的沟通机制，这是社会应该做的事。社会应该做的事情，也是跟政府的空间让渡有关系。
社会要做的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把社会事业发展得更好。社会事业包括最基本的养老、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正义如何贯彻。现在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青年这批人，如何全身心投入进去，解除一老一小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当整个社会建设对这两者给予足够的关怀，也就是说政府在社会建设上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如果我们政府再把医疗问题解决，社会主义年轻人就可以把精力全部用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创新上。我们要相信中国人在创新上的智慧。这就是政府在社会政策供给上帮助社会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事业。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往往误认为社会事业在财政上是分蛋糕的，误认为是财政负担，这是观念的认知误区。如果我们能把这种社会供给做好，将成为稳定社会，帮助社会创造新GDP的基本保证。供给侧改革，将带来更大增长。
当我们把中产的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当让度时，政府获得的收入其实是增长的。比如说中国过去两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国家税收里个人所得税总量没有下降，反而是增长。这是供给侧改革里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减税使税收更大。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美国在里根时代接受拉夫的理论后，他带来的税收改革，减税实际上导致税基面扩大，而不是会导致政府税收减少。为什么会这样？起征点提高了，使更多中产阶层愿意主动交税，企业盈利水平提高了愿意多交税，原来亏损的企业可能变成盈利企业，导致更多税基的增长。目前学术界和企业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基本税收体系是有所欠缺的，这种欠缺不利于扩大税收的基本基数。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减税。
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政府、社会事业、企业在供给侧中需要做什么。这样一个范畴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投入改革事业。在眼前，如何让大家放开适应这样一种新常态，改革如何得到有力的贯彻。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试错过程中走过来，如何区分个人的腐败行为与改革必然付出代价之间的关系，所以供给侧改革的提出，确实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这个理论跟中国的现实结合具体落到实处进行改革，可能是我们这一轮改革成败最本质的条件。
“三只手”影响供给侧改革成败
IPP评论：您刚刚从政府、社会事业、企业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如何做。您能不能再谈一下，影响供给侧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莫道明：中国的企业或市场的交易行为，受三个因素左右。第一，市场无形的手，这是最基本的力量。这个需求，有的是显性需求，有的是隐性需求。我们需要激发隐性需求，被供给拉出来。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刺激经济的增长，讲的实际就是供给。新的产品或技术供给，它在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市场与需求之间总会达成某种合理的平衡。第二，政府有形的手。政府的这只手，各方面的规控、国企的市场垄断，这样的手在左右市场与供给的关系。第三，中国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某些恶习或潜规则的影响。在这种潜规则下，任何一个理论学派，任何一种基于西方建立的经济模型，在中国未必能成功。能否平衡协调好这三只手，可能会决定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基于中国的现实，构建一个基于中国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会决定了供给侧改革会在多大意义上取得成效。供给侧改革可能会产生某些悖论。我们过去是短缺经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有强大的需求，但是没有产品供给。90年代以后，我们开始拼命生产，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们有强大的市场。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我们的市场饱和了，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和制度创新，把满足隐性需求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就知识界来看，我觉得非常惭愧。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但是没有产生一套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供给学派提出的理论在中国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尚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