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他们（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一些传媒（特别是电视、广播）报道有关刑事案件的新闻时，总喜欢以此作为结束语。这话乍一听，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细分析却觉得出言轻率，并不妥当。因为，从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看，等待犯罪嫌疑人的，不一定是“法律的严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假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话，即使法院判决犯罪嫌疑人有罪，至少也有四种可能的结果：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于处罚，其中每一种处罚均由具体明确的法定情节决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即使是严重犯罪，而如果他（她）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如自首、立功等），法律也不会从重处罚，反而会从轻或减轻处罚。此时，未经法院判决，即言“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并不准确。

　　落马贪官被送上审判庭后，与其他类型的犯罪嫌疑人一样，等待他们的也不一定是“法律的严惩。”十八大以来，有25名省部级“老虎”落马，其中20人已经作出被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从指控的贪腐数额看，这些贪官平均每人贪腐数额高达3208万元。从量刑上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周永康、刘铁男、王素毅三人，他们的受贿金额分别为1.2977亿元、3558万余元、1073万余元。（1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贪官贪腐数额与量刑之间存在因人而异的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贪官有无从轻处罚情节。《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立功、坦白、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均是受贿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周永康认罪悔罪，主动要求亲属退赃且受贿款物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李春城因为如实供述罪行、自首、重大立功、悔罪及积极退赃等情节，也获得了从轻、减轻处罚。而相反，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由于当庭全盘翻供，否认了所有指控，最终因受贿283万多元，被从重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这些差异化的判决，一方面体现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符合法律规定，无可厚非。但是，网络民意对近年来一些贪官被从轻或减轻处罚，似乎颇有微词，上述《中国经济周刊》相关报道的网民跟帖评论，也大多对此表示不满，不太接受一些贪官没有被法律严惩的现实。

　　从情理上，网民希冀对贪官从严从重苛以刑罚，可以理解；但法理上，贪官也应享有被法律从轻处罚的权利，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何体现？虽然职务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主体、客体及其后果差别很大，减轻或从轻处罚的要件也很不同，但大家遵循的都是罪刑法定原则，得到的都是法律温情的一面，而不仅仅是失去温度的冷刑峻法。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风暴席卷全国，一些藏匿海外的贪官也难逃恢恢天网，被刑之于法的贪官数量前所未有。这与贪官争取立功揭发他人犯罪有关，许多“窝案”、“串案”，就是贪官们互相揭发出来的。因此，在具备法定情节的情况下，对贪官从轻或减轻处罚，既符合现行法律，也有利于反腐“打虎”，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