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草”有毒，“解药”在哪儿

　　一片28克的粉片，如何卖到29888元的天价？鼓吹“现在开始含着吃”的青海春天“极草”，终于被监管部门认定有毒：其砷检测结果最高为9.883mg/kg，最低为4.4mg/kg，远远超过国家标准的1.0mg/kg。

　　2014年12月，青海春天就被职业打假人王海瞄准，但是举报始终未果。该公司手中握着的两张“护身符”——国家“保健品试点”和“青海省试点产品”。在宣判“死刑”后，我们既要看到企业的衰落走向，也要努力戳破其背后的层层政商迷雾，决不能让其骗了消费者、圈了投资者，还能拍拍屁股潇洒走人。

　　其中，至关重要的谜团有两点：一是总局在及时叫停相关试点后，当地监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后续跟进，直到去年底才停止换发新证书；二是“极草”绝非保健品，也不是药品，怎么还能游离于食品的监管之外？

　　“极草”也好，“神药”也罢，与正规的中医药完全是两码事。国家关于中医药产品的监管，有着一整套完整体系与办法，这次的事故不是药的问题，而是食品的问题；不是中西医的争执，而是食品安全的故障。

　　食品监管，攸关性命。对类似打着新概念、蒙骗消费者的企业，仍不能心慈手软，尤其是对民间举报，我们应充分重视、早些回应。与此同时，作为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权益如何保障，已经发货销售的“毒草”如何下架召回，都不是小问题，都需要监管者的周全施策，妥善处理。

　　（来源：京华时报/作者：井桥夕）

香港“限苗令”不值得大惊小怪

　　香港卫生署宣布，从4月开始全港母婴健康院每月只有120个名额可供非香港儿童预约接种疫苗，有需要时甚至会全面停止这类预约服务。

　　港府虽然未提作此决定的背景，但所有人都立刻想到内地前段时间爆发的问题疫苗风波，以及其所造成的部分内地家庭的恐慌。

　　就眼下来说，香港社会担心内地母婴涌入会造成当地疫苗供应紧张，港府应民间这种担心而发布“限苗令”，这应看做是民生层面的不得已反应。两地舆论都不应就此多想，想了也应当拉回来。

　　内地社会尤其应体谅香港方面的这一反应。不妨想一下，内地的北京、上海等最大城市还会在户口、购房、车牌照等紧缺资源方面限制外来人口的申请，香港的相关限制措施恐怕首先不是情绪或态度的反映。

　　中国内地食药安全的风险不会像个别严重案例给人印象的那样严重，这应是舆论冷静下来后的理性结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不可能通过人们大规模转向接受境外服务来解决，中国社会通过加紧修炼内功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显然是唯一出路。

　　内地大城市的疫苗出问题概率极低，而想出境出国解决问题的，恰恰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城市。这当中实际的最大价值是心理安慰，而当去外面会遭遇过程上的诸多周折时，心理安慰就有可能变成更大的精神负担，从而得不偿失。

　　一度很尖锐的奶粉问题，近来缓和多了。多种途径带来了有效优质供给的快速增加，绞成一团的难题被拆散、冲淡了。我们希望并且期待，疫苗问题的缓解将能来得更快些。

　　（来源：环球时报/作者：单仁平）

警惕官员提前退休背后的“潜规则”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湖南省多县市开始推出一项组织人事政策，鼓励在职50岁以上正科、副科级领导干部提前离岗，实际上是提前退休，优惠条件是提高级别、增加待遇等。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工作年限满30年的，或者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本人自愿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提前退休。如果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30年，起码就是52岁的人了，让他50岁离岗退休，与法不合。

　　地方上推行此类政策，看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湖南，因为政府职能部门合并，或乡镇区划调整，产生了“多余”干部。用“优惠政策”鼓励自愿提前退出领导岗位或自愿提前退休，是一种“善后”举措。

　　虽然干部“早退”经常打着让贤、干部年轻化的旗号，实际操作中可能容易走样，成为一种恶劣的“官场权谋”。比如有些机关、单位，只要“一把手”一换，中层干部就要随之动一动，这已经是一种盛行多年的潜规则。换中层，一是要安排一批领导的亲信，二是清除前任的影响力，三是觉得还是用新人顺手。

　　当然公务机关岗位和职数有限，但又的确存在因部门合并、区划调整而来的干部精减问题，这就需要作出妥适的处理。中央已经出台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总的原则是能者上、庸者下，敢踩党纪红线者也要斥退。年龄不应成为替代德能勤绩考核的标准。就算是按规定必须下的干部，也应根据其能力、特点，安排适当岗位，做到人尽其用。一些地方用财政的钱把早退的干部养起来，实际上是吏治无法、无能的表现。

　　（来源：新京报/作者：杨于泽）

#p#分页标题#e#

奶粉监管不能止于“告知安全”

　　上海公安部门破获1.7万罐冒牌名牌奶粉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4月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表示，经初步了解，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

　　一面是假冒奶粉，一面却是“不存在安全风险”，这一说法的冲突与矛盾意味显而易见。结合案情来看，这批被查的假冒奶粉，系犯罪嫌疑人用低档、廉价奶粉充当品牌奶粉进行销售，通俗说法其实就是以次充好。

　　“假冒产品符合安全标准”的回应，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食安监管文化的偏差。首先，假冒产品首先是非法产品，作为监管部门在应对上，最为理性与负责的态度，应是将之视为是“不安全”的“最坏”情形来加以查处和应对，若以符合安全标准来进行单方面的行政背书，不仅难以让消费者得到“安慰”，反倒更容易令人联想到监管态度的松懈，而这恰恰是最难以让人淡定的；其次，在现实中，监管标准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人们的安全感又是另一回事。若以标准上的“合格”来代替人们对于某款产品的具体感受，忽视现实中的安全恐慌或漏洞，并不可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安全感。

　　在食品安全风险出现时，相关部门的确有责任及时给予公众一个负责任的权威答案，来纾解公众的安全忧虑。食安监管不能止于告知公众“安全”，也不能仅仅以“标准”检测来代替具体的安全现实，它需要建基于充分的信息公开之上的“说服”，更需要有“温度”的回应人们具体的安全焦虑。

　　（来源：光明时评/作者：朱昌俊）

幼童信息被出售  信息保护立法能否提速？

　　只需花32000元，就能买到济南市20多万条1～5岁的婴幼儿信息,除了孩子姓名、家长电话，这些关于孩子的信息甚至还能够精确到每个家庭的门牌号！

　　去年9月，北京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他们就利用掌握的大量学生信息，打电话勒索家长，据说犯罪嫌疑人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就读班级以及家长的姓名、工作单位和地址。

　　幼童信息泄露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家长会被骚扰、被敲诈，而且幼童个人安全也缺乏保障。济南20多万幼童信息被公开出售,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这些个人信息来自何处？种种迹象显示，很可能来自接种疫苗的环节，幼童接种疫苗时登记的个人信息汇总之后，被个别掌握这种信息的公务员拿来牟利。顺藤摸瓜，查清此案并不困难。

　　《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都有相关规定，为何还有人敢于公开出售幼童信息，究竟“胆”从何来？

　　无论是疫苗接种机构还是地方疾控中心,毫无疑问都有义务和责任确保自己掌握的幼童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但济南20多万幼童信息被公开出售表明，相关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很多管理漏洞，因此，在调查、追究信息出售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追究相关监管部门和机构管理失职的责任。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据悉，有关方面早在2003年就委托专家起草“个人信息保护法”，但至今没有下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也建议尽早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

　　（来源：新华网/作者：冯海宁）

监管“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自搬新址后，近500学生身体异常，493名检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等，个别查出淋巴癌、白血病等。该校区地下水、空气均检出污染物，污染最重的氯苯，在地下水和土壤中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

　　据悉，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

　　更让人心寒的是，当地教育部门表示，学校建设已做过相应环评，“符合规范”。环评报告批复时间是2012年3月31日，而学校奠基施工是在2011年8月21日。这意味着，学校在不知环评是否达标的情况下，提前开工7个多月。而随后的环评报告，无视农药成分残留，只考虑了氨氮、pH值等常规的污染物指标，这更像是一出“环评双簧”，以洗白学校违规建设的事实。

　　环评报告中，既说明学校建设“符合规范”，也指出项目北侧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显然，校方选择性“收听”有利信息，而对风险提醒“装睡”。

　　国家规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一般认为至少在300米以上，项目厂界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之内不应有长期居住的人群。”而常州外国语学校新校区只与污染区相隔一条马路，最远不过100米。无视这些规定，很难拿“环评事故”挡枪。

　　事实上，早在2015年底，家长就在质疑校区污染；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已有多家媒体对其进行了多次报道，但当地政府先是否认化工厂的存在，尔后常州环保局又出面称没有臭味，直到央视曝出641人送医。可以说，正是当地主管部门的一再装聋作哑、欺上瞒下，才造成了今日局面。

　　监管者的“装睡”比学生“中毒”更可怕。正是管理者急功近利、无视法律、漠视生命才造成了目前的恶果。对此，既要处理环境污染之毒，更要处罚监管者“装睡”的懒政之祸。只有通过依法处罚、严厉问责，才能以儆效尤，防范悲剧。

　　（来源：新京报/作者：薛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