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是古代楚国初兴之地.据《世本》(见《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及《史记·楚世家》所记,早在商周之标,楚禽熊已居丹阳,并服属于周文王;到西周初年,成王时,胃熊的后人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迁邓为止, .丹阳”作为楚国早期都城名称,前后共达三百余年。[2]而对于其所在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丹淅说，该观点认为在丹江口和淅川一带。淅川楚墓群的发现、发掘在向人们提示：楚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湖北没有早期楚墓而多战国楚墓，且楚国宰相的墓出现在淅川下寺，这说明楚国的始都在丹阳，即今天的淅川境内。考古发现印证了史书记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即楚都于武王时才从丹阳迁往湖北江陵，楚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从中原向江汉平原迁徙的过程。此外，在淅川春秋楚墓东约20华里的丹江口水库内，在水位下降时，曾发现一座群众称之为“龙城”的古城遗址。城址的规模有七八万平方米，但遗憾的是这个城址没有进行过考古挖掘。[3]
其二，枝江说。该观点认为在宜昌枝江一带。
争议二 ：楚国何时都郢？
楚国最早的国都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从丹阳迁到郢。楚国何时迁都至郢，后世人们争执不休，大概有如下四种说法。
其一，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O6）说。清人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根据楚武王伐随、代郧的时间，断定迁都时间应在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武王熊通大力向外开疆拓土，侵随并开始经营汉东之地时。此说显然在观念上过于陈旧，没有分辨“居丹阳”与“始部郢”的区别，实难信从。
其二，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O3一前699）之间说。石泉《楚都何时迁郢》一文，根据《左传·桓公十三年》“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刘昭《读汉书补注》引《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苌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以及《水经注·沔水篇》“江陵城西北有纪南城。……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的记载，推断出上述结论。可是此三条材料，均未直接提到郢都，很难推断出此时楚国已确立国都的结论。
其三，楚文王元年（前689）说。《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范文澜在师国通史》第一册中亦言：“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7O4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有地千里。”此说只是没有具体说明都郢于文王元年罢了。
其四，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O）武王崩、文王即位之时说。虽然《左传·桓公十一年》（楚武王四十年）中，有“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寥伐楚师”，楚莫敖屈瑕“次于郊郢”的记载。但这时的郢，还只是楚人在几次伐随战役中开辟的根据地，尚非楚之国都。《左传·庄公四年》载，楚武王五十一年，武王死于代随军中，楚人与随人“为会于江油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发丧的地点当在郢或郊呈卜一带。文王此时继武王立，以后就可能一直住在郢，并未回丹阳，郢这才正式成为楚之国都。
由上观之，武王徙郢说和文王都郢说，似异而实同。诸说中唯《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比较明确，但司马迁的记载是否符合史实，尚待考古材料的证实。
争议三：文王/武王徙郢在何处？
自楚文王/楚武王至楚昭王年间的郢都究竟在何处？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在今湖北江陵的纪南城。
始都郢的地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家意见是不一致的。自杜注为湖北江陵北纪南城起，一直成为流行的说法，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近人根据史籍与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考证了郢都的地址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石泉认为：
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指今湖北宜城西。笔者注)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址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第一版)。
张正明认为郢都先后有好几个，文王始都郢，在今襄阳宜城境的楚皇城。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楚昭王出逃，后虽回郢，但楚吴战争未息，公元前504年，楚王迁都于[若阝]，而仍称郢。几年后，楚昭王又迁都于江陵，即纪南城，也仍称郢。故楚国以纪南城为都，长达220年左右(张正明《楚文化史》。）王光镐认为，“如果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实实在在地面对纪南城遗址的地层、遗址、遗物材料，它之绝非楚郢都当毋庸置疑”。所谓郢都，无疑是一座相当都城建制的城，……这是一座楚宣王至楚顷襄王元年前后的楚陪都，称“[艹/乔戈]郢”。“真正的楚郢都应在汉水西部的今宜城楚皇城遗址(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