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众汇富(北京和众汇富咨询有限公司)，经过六年发展，和众汇富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证券投顾行业一线品牌，以产业资本和量化投资研究在业界著称，累计服务客户数万人，影响客户资产存量规模超过百亿。

　　价值观的问题通常被我们归入“虚”处，认为太形而上，与现实生活相距太远。这种认识是浅薄的，价值观与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发展和成就息息相关，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一个人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相当程度上是价值观在起作用。

　　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36岁时拜访管理学巨匠彼得·德鲁克，后者给前者一个建议：你必须努力思考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是想打造出不朽的思想，还是不朽的组织?

　　这个问题往深了追究，其实是德鲁克先生在追问柯林斯这一生是要事功还是教化?这个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人所谓君子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人一生的精力终归有限，如果三者或两者选其一时，你要什么呢?你的选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处境、际遇和结局。

　　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齐宣王与孟子和苏秦。

　　孟子见齐宣王，苦心劝行仁政。宣王耍赖皮，用“寡人好乐、好货、好色”等与“仁”对立的行为偏好为难孟子。孟子引经据典用“与民同乐、藏富于民、家家和谐”劝诫，可谓曲尽周全。结果呢?未果!

　　当时，齐燕交恶，齐宣王派兵取了燕国十城。苏秦见齐宣王，从天下形势和现实利害出发，指出齐国得十所小城，却得罪了燕国和秦国(秦国与燕国有姻亲)两个国家，非常不划算云云······齐宣王马上言听计从。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孟子与苏秦二人当时的现实处境——一介酸儒和挂相六国。问题来了，为什么苏秦能够功显于当代，而孟子只能传颂于后世?不只是孟苏二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在现世获取极大成功的大多是法家、兵家、纵横家之流，而被后世尊奉为圣贤的孔孟在当时过得相当落拓，其思想被扶正于庙堂已经是四、五百年后的汉代了。

　　沿着中国历史足迹再往前进，魏晋南北朝时的竹林七贤，明末清初致江南七怪，清末民初时的思想丛林，凡对后世形成巨大影响的思想者，在当世过的大多是“形销骨瘦”、苦闷不堪!

　　究其原因，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凡切心关注民生、社会未来长远之命运前途的思想者，无不是医者——针对现世的“病情”开出治理世道人心的良方，不会计较短期的事功利益。而大多数民众和当权者是短视的，看中当下利益，着眼于当下的行动结果。事实上，圣贤教化与当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必然存在着时间错位，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由此，无论是从投资还是其他角度，和众汇富分析出一个结论：任何人、组织若要功显当代，其价值观过多或少需要与社会当下的主流价值观相“苟且”;任何人、组织若要名垂千秋，其价值观需要与天道和人道相符合。严苛地讲，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割裂的，有的先做到功显当代，在做到名垂千秋，比如：郭子仪、王明阳、曾国潘。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从反面讲，此等命世人物的成功背景往往是乱世。

　　如果跳出个体和中国的范畴，放眼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国家、民族兴衰的背后也是受价值观影响的。所谓普世价值是极端的，是输出价值观的借口。莫说活在当下的人们不会一致性地选择同样的价值伦理，即使2500年前的几个教主在世，恐怕也得议论一番。

　　所谓有容乃大是站在更高的层面客观认识和对待价值观的灰度。这样的态度和胸怀是以修养的高度为前提的，否则就是“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谋大”，即使窃居高位，也是“德薄而位尊”，结局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