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第一站（外四章）

作者：陈汉临

那是1975年的初秋，“双抢”的暑气还未散尽，田埂上堆着新割的稻茬，空气里混着泥土和秸秆的气味。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我，被一纸调令抽调到公社工作队，背着一床薄被和几件换洗衣服，走进了青菱公社的毛坦大队。这里，便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站。

大队部是几间低矮的瓦房，工作组六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组长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才东，一位面色黝黑、身板墩实的中年人。他分配任务时，总是带着浓重的花山乡口音把工作组的任务、目标说得清楚明了。那时，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开过，复出的邓小平副主席作报告的声音，通过层层传达，仿佛还在我们这些基层农村工作队员的耳畔回响，激励着我们投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的热潮。

我住进了四队队长陶银州的家。他家是三间简陋粗糙的红砖瓦房，这在毛坦村算得上是比较好的房屋，还有很多土砖茅草屋。晚上，我睡在一个废弃的、用来装谷物的木柜子上，翻身时，木板嘎吱作响，谷物的尘屑和干燥的木香便丝丝缕缕地渗入梦里。吃饭是“派饭”，一天轮一户。我揣着一天四毛钱、一斤粮票，从村东吃到村西。煮饭的的鼎锅冒着热气，里面一半是红薯一半是米饭。乡亲们把好一点的菜往我碗里夹，那淳朴的、带着些许局促的笑容，让我心里既暖又酸。我们和社员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年的秋冬，为满足全市“菜蓝子”供应，公社决定把种植水稻的大队全部改为种植蔬菜。于是我们便和社员一起，抢收完最后一季稻谷，然后挥起锄头，挖沟开槽，把水田改造成菜地。

晚上，政治夜校的灯火在生产队的队屋里亮起。由我这个最年轻的队员负责，给社员们读文件、念报纸，传达上级关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最新指示，也协肋队长强调明天的生产任务。灯光昏黄，映着一张张疲惫而专注的脸。最热闹的是评工分的时候，“自报公议，死级活评”，有人高声自荐，有人小声嘀咕，烟火气与生存的计较，在小小的屋子里弥漫升腾。

然而，外面的风似乎变了向。工作队进驻时说的“三年”，到年底就传来了结束的消息。隐隐约约听说，是上面的邓副主席又出了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声紧了，我们这场“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便也像断了线的风筝，草草收场。

离开那天，大队开了欢送会。一些相处了数月的社员拉着我的手，絮絮地说着告别的话。一位老贫协主席，手像粗糙的树皮，紧紧攥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发颤：“你要不走，留在这里当队长就好了……”那一刻，我喉头哽咽，所有关于运动和路线的宏大叙事，在具体的人与质朴的情感面前，忽然变得遥远而模糊。

我背着来时的行囊离开了毛坦。身后，是依然贫困的村庄，是那些简陋的矮房，是鼎锅里翻滚的红薯米饭。

几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场春雨，土地承包了，村办企业如春笋般冒了出来。乡亲们的口袋鼓了，生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巨变——土房变成了楼房，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后来又变成了小汽车。进入新世纪，城中村改造，他们彻底告别了世代耕耘的土地，住进了整洁的居民区，老人领着养老金，年底还有股份分红。

我常常想起那段岁月。那是我社会的第一站，它让我在最朴素的劳作与最基层的生活中，触摸到了中国的真实脉搏。我们当年怀着理想主义激情想要改变的贫困，最终并非由我们那场草草收场的运动所终结。历史的车轮，自有其更深刻、更符合规律的轨迹。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连同毛坦村的鼎锅、木柜、政治夜校的灯光，都已成为那个特定年代的注脚，封存在记忆里。而真正让那片土地和人民获得新生的，是后来那场回归常识、尊重人性的伟大变革。

那社会第一站的酸甜苦辣，如今品来，已滤掉了当年的迷茫与困顿，沉淀下的，是对一段纯粹时光的怀念，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与人民最深沉的祝福。

11月6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我的少年时光

我今年六十八岁了，退休也有八年。人一闲下来，就总爱回想过去的往事。我的思绪常常会飞回老家老桥村，飞回那段泡在湖水里的少年时光。

我的老家，村子东边是风光旖旎的青菱湖，西边是玲珑剔透的野湖。那时候，这两个湖就是我们这群孩子的乐园。夏天一到，湖边上密密麻麻长满了莲藕和菱角。一放学，或者放了暑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成天泡在湖水里，抽藕带，采菱角，摘莲篷。那时候不觉得是在干活，只觉得是天底下最好玩的事。

等到冬天，湖水退了，湖底露出大片的淤泥。我们又不闲着，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就去掀泥挖藕。虽然是寒冬时节，但那时候哪知道冷啊。有时候，我们还会钻到枯黄的蒿草丛里，寻找鸟窝，偶尔能掏到几个鸟蛋，那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

那时候，农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家里穷，每到开学，学杂费和买书本文具的钱，就成了家里的一件愁事。但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已经懂得为家里分忧了。

夏天天不亮，我们就用扁担挑着采摘的莲蓬，走上很远的路，赶到长冮边的石嘴码头，乘坐那种“突突突”响的轮船，摇摇晃晃地到汉口去。在汉口的街巷里，我们不敢象大人一样吆喝，只是静静的守候在箩筐旁。一个暑假下来，靠着这小小的生意，竟然能挣上几十百把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交了学费，买了文具，还能剩下一些补贴家用。手里攥着自己挣来的钱，那份自豪感，到现在都还记得。

读初中时，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我们就跟着生产队的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村里四五个年纪相仿的伙伴在一起，一边觉得好玩，一边也想着为家里多挣几个工分。那时候我们力气小，干半天活，只能记三个工分，虽然不多，但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

后来上了高中，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大了，心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星期天参加队里劳动，专挑重活干。比如挑“谷草头”（捆好的稻谷），队里的男劳力都是挑双担（前后各两捆），我们这些学生娃也咬着牙，晃晃悠悠地挑起双担，硬是要跟他们比一比。一天下来，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心里却觉得有一种自豪感。

现在回头想想，我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学校里上课很轻松，很多文化知识学得不系统。但那段岁月，也让我在另一个课堂里学到了很多。我认识了脚下的土地，熟悉了湖水的脾性，学会了怎么种地、怎么收获，更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和劳动的光荣。这些从泥土和湖水里学来的知识，同样让我受益终身。

如今，青菱湖和野湖已经变了模样，但那段在水里泥里打滚、靠着自己双手挣学费挣工分的少年时光，却像刻在了心里，永远那么清晰，那么鲜活。那不仅仅是一段回忆，更是我人生里最宝贵、最扎实的根基。

11月26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父亲

我的父亲陈幼龙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浮现在我眼前。

1936年9月1日，父亲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那时家里有十几亩田地、三间瓦房，日子还算宽裕。他因此得以读了两年私塾，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启蒙教育。

可惜好景不长。村里开了家茶馆，实为赌场。祖父沉迷其中，不仅输光了积蓄，还欠下不少赌债。祖母常说，每年粮食刚收完，讨债人就挑着箩筐上门，把大半粮食都挑走了。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她只好去给人家帮工，换些米回来糊口。父亲的童年，就在这样的困顿中度过。

解放后土改，因家产早已败光，我家划为贫农。1958年，父亲参加"大办钢铁"，到黄冈当矿工。三年困难时期，城市精简人员，父亲又回到农村。不久，父亲因有点文化，又积极上进，组织上培养他入了党，又安排他当上了生产队队长。

这个小队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生产队长看似官小，却关系着全队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的生计。春耕秋收，都要他安排调度。父亲很有远见，六十年代带领大家在荒山种桃梨，七十年代改种柑橘，改革开放后又改种莲藕、芋头等经济作物，总想方设法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在家里，他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长期的劳累让他落下病根。先是得了肾炎，那时农村医疗条件差，他每次都要步行到石嘴镇，再坐车去城里看病。买不起盐，只能吃代盐，这对一个干重活的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1971年他又患上肺结核，幸亏一位知青把他父亲的药分给父亲吃，才慢慢康复。

改革开放后，我们陆续成家外出，家里只剩父母相依为命。母亲体弱多病，农活主要靠父亲。2007年，他的肾病复发转为尿毒症。虽经一年治疗，终因多器官衰竭，在2008年5月2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2岁。

父亲这一生，经历了太多苦难，但他始终坚韧不拔。他用自己朴实的行动，教会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他就像一头老牛，默默耕耘，无怨无悔。这多年来，我常常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人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问心无愧。"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18年了，但他的精神和品德却永远在我们家族中延续。

11月29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车城之恋

我和许银枝是同一个村长大的，老家叫老桥村。仔细算起来，两家还是远房亲戚，只是平时来往不多。我们从背着小布包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几乎天天见面，可那时候年纪小，谁也没往别处想。

1976年春天，银枝的父亲因公去世，她接过父亲的班，去了十堰市的东方食品厂工作。一下子，我们之间隔了山又隔了水。直到第二年，我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第一封信。信里聊了些工作上的事，也悄悄写了几句心里话，告诉她我一直很佩服她。可信寄出去后，却象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

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只好把这份心思放下。1978年春，我正式参加了工作。没想到那年年底，一个同乡突然转给我一封信——竟是银枝一年前写给我的回信！原来那时候乡下寄信收信都不太规范，这封信在大队部一躺就是一年多。

信上说，她刚进厂，想先安心工作，个人问题等一年后再考虑。可等我读到这封信，都快两年过去了。我赶紧又给她写了封信，她也很快回信，说愿意相处。那年春节她回老家，问了母亲和哥哥姐姐，家里人都没意见，我们这才正式确定了关系。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鸿雁传书。我们在信里谈工作，谈理想，也悄悄规划着未来。薄薄的信纸，承载着我们沉甸甸的思念。

1979年春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信，说得了阑尾炎，动了手术。我立刻向单位请了假，连夜坐上火车赶往十堰。那是我第一次去十堰，天刚蒙蒙亮就下了车，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打听问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东方食品厂。

见到她才知道，手术出了点意外，麻醉药渗到了硬膜外，导致她走路不稳，晚上还怕光。我心里揪得紧紧的，立刻陪她去医院继续治疗。那段时间，我看着她慢慢好转，心里才踏实了些。

后来银枝告诉我，厂里有个石家庄来实习的小伙子，对她挺有好感。不过她说，心里已经装了一个老家的小伙子，再容不下别人了。听了这话，我心里暖暖的。

两年的隔空往来，让我们的心越靠越近。到了1981年底，我们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1982年元旦，我们简单办了婚事。婚假结束后，她又回了十堰，我们开始了新婚即分居的日子。

同年10月25日，我们的孩子出生了，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喜悦。但真正让我们安心的是第二年秋天——在区委组织部部长的亲自关心下，银枝终于调回了武汉。

从此，我们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11月30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

我与洪山新华书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要到区委区政府开会。每次开完会，我总会不自觉地往街道口走——那里有家洪山新华书店，成了我那些年里最常去的地方。

那时的书店很大很宽厰，两层楼，书架上挤得满满当当。柜台上摆着新到的图书，用硬纸板写着推荐语。我尤其喜欢文学和社科类的书架，常常一待就是半天。那时工资虽然不高，但每个月总要挤出一点钱来买书。

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1997年12月24日，我记得那天特别冷。我照例去书店转转，没想到门口排了长长的队伍。一问才知道，是著名相声演员牛群来签名售书，卖的是他的摄影集《牛眼看家》。我也跟着排了进去，队伍挪得很慢，但没人抱怨。轮到我的时候，牛群笑着接过书，然后在扉页上用签字笔签上草写的“牛群”二字。那本书我到现在还收藏着。

另一回是1999年7月18日，正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书店里人山人海，女作家王海鸰在签售她的畅销小说《牵手》。队伍从二楼排到一楼门外，在七月的太阳下弯弯曲曲。我汗流浃背地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拿到了签名本。王海鸰很有耐心，对每个人都会说：“谢谢您喜欢这本书。”那语气很柔和，然后工工整整地签上名字和日期。

后来城市变了样，街道口越来越繁华，高楼一栋栋立起来，洪山新华书店却由于商业化逐渐宿小了。后来虽然我还是会偶尔去看看，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是少了当年那个挤在人群里、小心翼翼翻开新书的自己。

那些在洪山新华书店度过的午后，那些排队等待的签名，那些用牛皮纸包好的新书，构成了我生活里最朴素也最充实的一部分。书店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它是一代人精神的驿站，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里，能够暂时停下脚步，与更广阔的世界相遇。

2025年12月8日写于青菱湖畔圆梦园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