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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年猪(外五章)
2025-08-27 15:50:11   来源:今日湖北

杀年猪(外五章)

作者:陈汉临

鸡叫头遍,父亲便拽我起床,半睡半醒中跟他往镇上走。天是墨染过般浓黑,镇上肉食店前却已排成了长龙。肉店每天只杀两三头猪,我踮起脚根,数不清前头还有多少人。待到天边泛出鱼肚白,排到门前时,肉案却早已空空如也,唯有几滴暗红的血印,在木板上干涸如僵死的希望。父亲捏着薄薄几张肉票,沉默着,像一张被遗忘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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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末,村里忽然传出消息,说是可以自养自宰自售生猪了。消息仿佛在村子上空炸开,人们从各处冒出来,围拢在一起,嗡嗡议论声如蜂群盘旋。有人搓手,有人疑惧,有人茫然,眼中却都燃起了未曾见过的光。

腊月将近,我家第一次杀年猪的日子到了。天未亮透,一家人早已忙开了,锅灶吐着烟雾,水桶碰撞响动,人影往来穿梭。猪被拖出圈来,它似乎觉察了什么,叫声凄厉,不一会,猪叫声戛然而止,随后,滚水泼淋,刮毛,开膛……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猪肉被解剖成一块块放在案板上。

自此以后,每年杀年猪便成了岁末的盛典。留足自家过年之肉,父亲卖一部分,腌一部分,余下的则分赠亲友。

不知什么时候,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城市近郊禁养生猪。从此我们家吃肉必须到集贸市场去购买。过去拿到肉票还买不到肉,现在随时都可以买到新鲜的肉食。

从养猪交任务到自主屠宰到禁养,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也反映出了物资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盖新房  

1981年的腊月里,第一挂鞭炮响过,我家两层砖楼便立起来了。红砖红瓦,后面还有两个厢房,外加一个庭院。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吃大锅饭,一年忙到头仅仅糊个口,遇到年成不好,还要吃返销粮。年终绝算时,我们塆里三十多户人家只有五六户有钱进,其他的全超支。分田到户后,我们村调整了种植结构,由单一种水稻改为种植水生蔬菜,大幅度提高了收入。兜里有钱了,大伙盘算着要把土坯房改建楼房。农闲时,家家户户开始和泥、打砖坯、箍窑烧砖。农村的泥瓦匠人组织起来,投入到建新房的热潮中。不几年的时间,一家接一家的楼房立了起来,乡亲们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如今周边的农村全都城市化了,唯独这块都市里的乡村还保留着乡土气息。原来的楼房虽然陈旧了,但村民们又陆续把旧房重新装修,政府又为村民修建了柏油马路,改善供水供电条件,村塆环境得以大大改善,从城里回来的人无不羡慕这里的原生态生活。

 

基层吹鼓手

1975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拿起锄头成了庄稼汉。白天在田里挥汗如雨,夜里却总舍不得放下笔,就着煤油灯写下一篇篇沾着泥土味的新闻报道。没想到,那些粗糙的稿子竟真被洪山区的有线广播念了出来,有的还上了武汉人民广播电台,《长江日报》的边角也挤进了我的名字——虽只是“豆腐块”,却让一个庄稼人的声音传得更远。

1978年春天,公社缺一名宣传干事。政工组长和党委副书记拍板:“让那个写稿的小伙子试试!”就这样,我放下锄头,骑起一辆旧自行车,开始了走村串户的“吹鼓手”生涯。

那时的公社,没有高楼、汽车,只有蜿蜒的土路和晒得发烫的沥青路。我蹬着车跑遍每个生产队,蹲在田埂上和社员唠收成,钻进社办工厂听机器轰鸣。晚上伏案疾书,把乡亲们的汗水写成广播里的捷报,把田野里的丰收印成报纸上的墨香。几年下来,抽屉里攒了一摞“优秀通讯员”的奖状,但最踏实的,还是老乡们见面时那句:“你写的那个事,咱队里人都说是那个事!”

如今回想,所谓“吹鼓手”,不过是用笔杆子为泥土里的故事吆喝。时代在变,但那些年车轮碾过的土路、稿纸上的灯影,还有广播里突然响起自己名字的刹那—

—永远是这片土地给我的,最响亮的回音。

 

乡村干部的计生岁月

我曾是一名乡村干部,已退休多年。岁月沧桑,曾经的乡政府已改为街道办事处,过去的村庄已集中建起了住宅小区。

当年我们骑着二八自行车颠簸过的村路,如今铺展成宽阔的柏油马路,路灯彻夜通明,照着整齐划一的住宅小区。当年那些低矮错落的土坯房,连同鸡鸣狗吠、炊烟柴垛,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抹去。

记忆却固执地扎根。每当车灯扫过那些崭新楼宇的外墙,我眼前总会叠印出另一幅景象:当年我们踩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穿行于那些狭窄村巷。肩上挎着的帆布包里,沉甸甸塞满计划生育宣传资料,墙皮剥落的土墙上,“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标语是我们顶着寒风,用排笔蘸着刺鼻的红漆,一笔一划刷上去的。墨迹未干,便在冬日凛冽的空气里冻得发硬,像一道道凝固的伤痕。

时间回到1980年,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囗增长的文件。此后城市只生一个孩子,农村头胎是女孩,间隔5年可生育二孩。当时计划生育被列为党政头等大事,实行“一票否决”。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亲身经历了这段岁月。

那时节,计生办是常备军,上至党委书记下至普通干事都是计生突击队员。记忆里催人最深的,是那种“追”与“藏”的拉锯。一次年终突击,我们被派去“动员”一个计划外怀孕的妇女。深冬的夜晚,朔风如刀。几经周折,终于在邻村她远房姨妈的柴房里找到了她。她蜷缩在冰冷的柴草堆深处,身上胡乱盖着破棉被,黑暗中只看得清一双惊惶的眼睛,像受困的小兽。我们举着手电筒,光束晃动,照见她脸上未干的泪痕和冻得发紫的嘴唇。那一刻,任务的要求与眼前活生生的恐惧猛烈碰撞。我们僵在门口,谁也没能立刻上前。最终是带队的副书记喊了一声:“嫂子,出来吧……天冷,别冻坏了身子。”那声音里,没有完成任务的高亢,只有一种被现实磨砺出的、沉甸甸的疲惫与无奈。柴草特有的霉味混杂着冰冷的空气,至今仍能穿透岁月,钻进我的鼻腔。

如今,那些曾令我们焦头烂额的村庄名字,只存在于社区档案的“原住址”一栏。当年被我们反复登门、甚至产生过龃龉的乡亲,如今都成了新社区的邻居。如今走上街头或是在菜市场超市偶遇当年的计生对象,彼此点头寒暄几句,有的还甚至会笑着打趣:老陈,你当年追着我们结扎上环还记得不。笑声里,往昔的怨怼早已被时光淘洗得圆润,只剩下一丝淡淡的、心照不宣的唏嘘。

新的社区服务中心窗明几净,宣传栏里贴着色彩鲜艳的海报,上面印着“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口号。同样方正的印刷体,同样关乎生育的八个大字,传递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时代温度。偶尔,我会站在那海报前出神。指尖下意识地摩挲着光滑的板材表面,思绪却穿过这冰冷的材质,触摸到当年乡间土墙上那粗糙的颗粒感,嗅到红漆刺鼻的气味。那些被推土机碾碎、被高楼覆盖的旧日痕迹,连同我们那一代乡镇干部在政策与人情夹缝中奔走的日日夜夜,并未真正消失。

它们只是沉潜下来,像深埋的根须,盘绕在记忆的土壤里。每当走过灯火通明的新社区,看见当年躲藏的妇女如今在广场上从容起舞,听见当年闭门不见的老汉坐在长椅上谈论儿孙绕膝的烦恼与甜蜜,我便知道,那段混杂着责任、无奈、冲突与理解的独特岁月,早已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融入了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烟火。历史并非被拆除的砖瓦,它化成了这寻常巷陌里,一声叹息,一缕微笑,一段无人言说却共同承载的过往。

 

蹲点

竹床架在大队部的老槐树下,晚风卷着稻禾漂香。几十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当年蹲点的那些夏夜。

上世纪七十年代,公社干部的脚印,大半都印在生产大队的田埂上。公社办公楼里常空着,仅留着几名办事员应付日常工作。我们分配到各个生产大队,同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任务是催种催收,防汛抗灾,协助生产队开展各项工作。春上是“不插五一秧”的紧张时候。我们经常跟社员一道扯秧插秧,抢在五一之前插完早稻。最难忘的是七月份的“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为了赶在八月一日之前完成双抢任务,社员们除了出正工以外,还不得不上早工中工和晚工。蹲点干部每天要到生产小队了解双抢进度,时不时地也要跟着社员一道下田劳动。到了汛期更忙。公社干部兵分两路,一路在长江大堤巡堤查险,一路在生产队组织排渍抢险。那个时候,我们轮流到各家各户吃派饭,一餐四毛钱,半斤粮票,当天交给社员手上。

谈起蹲点不禁想起了一则笑话,当年派到青菱村的两个公社干部,一个头上长过癞疮,一个蹆子残疾,不知哪个喜欢调侃的社员给他们起了个浑名,叫“灯点”干部。这则笑话不知持续了多少年。

如今退休九年,抽屉里还压着当年公社蹲点干部的劳动记工手册。想起那时“三同”的日子,总觉得田埂上的风还在吹——吹得人记着,蹲下去,才能摸到泥土的温度,才能走进百姓的心田。

 

分田分地

我家在武汉市郊区,说偏吧,站在村头老槐树下能瞅见远处工厂的烟囱,说近吧,买包盐得走十分钟到大队唯一的一家代销点。1978年之后村里的动静就没断过,先是分组作业,没两年就实行分田到户。分田地那阵子,生产队的队部顿时成了"茶馆",蹲的坐的、抽旱烟的嗑瓜子的,嗓门能掀翻茅草屋顶。

我父亲是生产队队长,由他主持分田分地。分田的规矩是"按优劣搭配,按户头按劳动力分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能把人难哭。咱村的地跟万花筒似的,有挨着水渠的水浇田,有靠天收的荒坡地,还有成片的果园子。

全队有两百多亩田地,三十多户人家。每块地几亩几分,庄稼人心里精熟。分田地那天,全队的社员都集中到塆子中间的空地上,中间摆放着八仙桌,我父亲和几个队委会成员把全队的田地按好中差分成三等写成纸条,然后揉成纸团放在一个箩筐里,每户派一名代表到筐子里抓阄。抓完阄后队干部又领着社员们按阄实地验地打桩。至于果园最简单了,总棵数按劳动力平均就行了。

田地分到户了,父亲的担子也轻了许多。过去大集体时,钟敲过三遍社员们才慢吞吞地出来,又一个一个地派工派活。现在好了,土地分到家,各往各家扒,天一放亮,大伙都下地了。生产队还引进优良的大毛节莲藕、茭白、芋头等水生蔬菜品种,收入成倍提高。柑橘也进入丰产期。不几年功夫,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二层楼房,大家的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如今,周边都城市化了,唯独我们村成了最后的乡村。各家各户的土地在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现在又集中起来了,实行集约化经营,大面积种植油菜大豆小麦等经济作物,农事活动全部实行机械化和人工智能作业,过去的种田人彻底从传统的农耕时代解放出来。老人有养老金保障,生活无忧,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开创新的事业。

从分田到户的“各显其能”,到集约经营的“抱团发展”,土地上的变迁,藏着时代顺势而为的智慧,也印着日子往好里走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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