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违背历史事实

——兼叙还原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历史真相

作者：樊山龙湖

在湖北蕲春付印的《<西游记>研究·第一辑》中，名为“《西游记》秘谛发现记”的文章，洋洋洒洒超过一万字，文中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新奇”的观点：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作者是明朝荆王府第四代樊山王朱载埁和其子,认为他们创作的原因是因为受到压迫，二人出于私欲参与王权与皇权之争，动机是表达对朝廷的不满，目的是抹黑和讽刺嘉靖皇帝。作者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旁征博采、极尽所能，以求让读者相信其观点。那么，历史上的樊山王父子果真是这样的吗？《西游记》的作者真的是樊山王父子吗？

《西游记秘谛发现记》一文多处截取清《明史》，证明其观点。为揭示该文臆想，在此，先解开大明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嘉靖朝历史真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二十四史当中的《明史》，成书于清朝乾隆年间，如被纳入到《四库全书》的《明史》版本，与明朝自己官方记载的《明实录》存在着非常多的出入，因为抹黑过于严重，让乾隆都看不下去了。这里一方面澄清被满清《明史》扭曲的明朝历史，另一方面为论述《西游记秘谛发现记》的谬误做历史知识铺垫。

清修《明史》共用了94年之久，很多内容与《皇明实录》不符。乾隆四十八年，满清将保留下来的明朝《明实录》正、副、大、小四种官方本子全部焚毁。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之前有史官偷偷抄写了《明实录》得以保存下来。通读此抄写本《皇明实录》501册，历史真相才得以重现。本文中多引用此《皇明实录》和其它的珍稀明代古籍文献进行论述。

我们解读历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事实，然后用历史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论证，才能形成正确的观点。在参阅多种存世的古籍文献基础上，采纳主流学者的观点，从多方面、多视角去还原历史真相，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去分析、解读历史问题。下面先解开大明嘉靖皇帝“二十年不朝”的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嘉靖朝历史真相：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号尧斋、雷轩、天池钓叟，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五岁即頴敏绝人。父王口授以诗，不数过輙成诵。与夫民间疾苦、稼穑艰难，靡不领略；稍长学古籍，通《孝经》《大学》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其父王病薨；世子朱厚熜十二岁袭封兴王，由长史袁宗皋（1452-1522）辅佐接管兴王府，掌理府事。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驾崩，按照《明皇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则，世宗以近支身份入继大统。公元1522年，十四岁的少年兴王即皇帝位，年号嘉靖，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一）“大礼仪”事件初显政治魄力

明世宗入陛，大学士杨廷和等，拟定年号“绍治”，世宗不用，而定“嘉靖”，世宗年少却有独立思想，此事可以见微知著！

明武宗突然驾崩，无子嗣，临终时告诉太监“由皇太后（明武宗生母张氏）与朝臣商议、酌定立嗣之事”。皇太后与朝臣商议，依照《皇明祖训》“父亡子继，兄终弟及”，“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即嘉靖帝）被迎立为帝。论辈分，明世宗与明武宗为堂兄弟；若按“皇帝继承制度”明世宗已过继给明武宗生身父亲（弘治帝），应该尊明武宗之父为“皇父”、称生父“兴献王”为“叔父”。但明世宗朱厚熜却反其道而行之“尊兴献王为皇考”并追封为皇帝，由此引发“大礼仪”之争，少年天子凭一己之力与群臣斗争，经过三年的争辩，明世宗意愿最终得以实现，击败了正德朝旧臣势力，展现了一个少年英雄天子的智慧、坚韧和政治天赋，也为他后来的强权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但也给后面的“壬寅宫变”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宫廷多次出现孤儿寡母模式，跟那些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最后被外人篡位废除的年幼天子相比，嘉靖皇帝绝对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能力、有胆量、有个性的少年天子，政治天才。

（二）“壬寅宫变”真相探秘

清修《明史》说“明世宗嘉靖帝荒淫无度”，壬寅宫变后“滥杀无辜，制造冤案”。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我们不得不重新审阅“壬寅宫变”案情经过。《明世宗实录》记载：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趁着嘉靖皇帝熟睡之际，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发动宫变，欲弑杀皇帝。而杨金英于慌乱之中，将绳套误锁为结，致使无法将嘉靖皇帝勒死。事后，司礼监审问同谋宫女，所得供词，都与杨金英如出一辙。司礼监定案“杨金英等同谋弑逆。张金莲、徐秋花等，皆参与其中，一并处罚”。明世宗下旨“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罪及当死。司礼监查问明白，不分首从，皆依谋反处死。其族属，如参与其中，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没收其财产入国库。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

圣旨所涉王氏、曹氏即“王宁嫔、曹端妃”，《司礼监题本》中记录了杨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东梢间里有王、曹侍长（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在点灯时分，商量说‘咱们快下手吧，否则就死在他手里了’！”据此记载推断，此次弑君事件主谋就是王宁嫔、曹端妃。

“壬寅宫变”之成因，不外乎有两种原因：

其一：嘉靖皇帝因“修道”长时间不近女色，而引起后宫争宠，导致了“壬寅宫变”；是“一妃一嫔”争风吃醋引发的政治斗争。有海瑞《治安疏》记载“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即皇帝整天待在西苑不与妻妾团聚，人们都以为皇帝没有尽到作为一位丈夫的责任）为证。嘉靖皇帝不多育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居住西苑、研究长生之道而不与妻妾同居所致。这正是直接导致“壬寅宫变”的最主要原因。历史事实于《明世宗实录》有载：明世宗自嘉靖元年（1522年）大婚之后，因身体虚弱（气喘、咳嗽），长期于“西苑持戒修道”以求长生之道。嘉靖十年得一子（皇长子朱载基，生二月即死，追封哀冲太子）；至嘉靖十五年生皇二子朱载坖（三年后被立为太子，20岁早逝）。嘉靖十六年，杜康妃生皇三子朱载垕‌（初封裕王，后继为帝即明穆宗）。是年，宁嫔王氏生一子，未满周岁夭折。宫廷内皇家子嗣多不能正常活下来，也从侧面反应出宫廷内斗的激烈和残酷。

按惯例“母以子贵”宁嫔王氏应该由嫔晋封为妃。但因没有及时得到册封，致使王宁嫔“心存不满”，密谋在嘉靖皇帝夜宿宠妃曹氏宫中时，指使杨金英等宫女，将皇帝勒死作以报复，同时也可把责任推到端妃曹氏身上。

作为明朝当之无愧的忠臣和清官，海瑞所言“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足以证明嘉靖帝“不近女色”的真实性，周勤言嘉靖帝“贪色过度，30岁仍无子嗣”，均属个人杜撰、子虚乌有。

其二：“壬寅宫变”是“大礼仪之争”之继续。在“大礼仪”之争中失利的朝臣，斗争从前朝延伸到后宫内部。一妃一嫔密谋发动宫变，其实质是“朝臣与皇帝、朝臣派系之争”。“壬寅宫变”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护礼派），想借机利用后宫除掉嘉靖皇帝，而发动的“宫廷政变”。

“壬寅宫变”令嘉靖皇帝为之震惊。此后，明世宗嘉靖皇帝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下令退还“皇庄王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新政”并得到朝野上下拥护（见《明世宗实录》）。

（三）嘉靖改革

嘉靖帝继位之初，面对“正德危权”，励志效法明太祖、太宗，推行新政，立志要做一位后人称颂的明主圣君。为此举政“一、大赦天下、抑制宦官、整顿朝纲、下诏废除武宗弊政，诛杀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二、减轻租银、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三、查办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鼓励耕织；四、体恤民情、集异纳谏、勤于政务；五、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六、科举制度改革，贤才辈出。

嘉靖帝执政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科技空前繁荣，优秀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后世誉之为“中兴时期”。明嘉靖一朝前期，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清理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中官、改革科举制度、革除外戚世封制度等。改革内容广泛，成效显著。因此，获得赞美之声满誉天下。

名臣张居正，于万历三年（1575年）以自己少年时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予以极高评价：“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

明人黄光升《昭代典则》载：“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给予较为全面评价：“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太监刘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河南道御史刘安说：“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明通鉴》说：“安昌伯钱维圻卒，其庶兄维垣请嗣爵，下吏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历引汉、唐、宋事以证。璁以为然，力主之。上善其言，诏‘自今外戚封爵者，但终其身，毋得请袭’自是，外戚遂永绝世封”。

明代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前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正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所以赞”。

张璁继续推行明太祖“三途并用”即“科举、岁贡（入太学国子监读书）、荐举”之法，改革用人制度。改革之初，阻力较大。如：万历十七年状元、翰林院修撰焦竑（1540-1620）著《玉堂丛语·献替》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

张璁改革科举，改变学风，强化学校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显著成效。于是焦竑《玉堂丛语·事例》又赞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

（四）清修《明史》所谓“二十年不朝”真相

嘉靖皇帝在经历“大礼议、壬寅宫变”之后，对于大臣们的争权夺利、阳奉阴违行为，恨之入骨，视而不见；对于内宫拈酸吃醋、尔虞我诈之情形，痛心疾首而不屑一顾。因此，专崇道教“防老之术”而四处搜罗方士及其秘方。许多投机钻营之人，也因此想一步登天。故，酸楚文人争先恐后为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青词宰相”。严嵩（1480-1565）即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严嵩书法诣深，擅写青词”令嘉靖帝大为欣赏。故而，嘉靖皇帝对严嵩贪赃枉法了然于心，也不予追究，并让严嵩主持朝政。而嘉靖帝则“深居皇宫，潜心修道”，即“有事既奏，无事免朝”，除国家大事之外，凡小事尽量让内阁处理（见《明世宗实录》）。

1）清版《明史》笔下的明世宗

明世宗嘉靖一朝“四十五年”，清撰《明史》伪明世宗事“有二十余年不朝”，致使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明中叶，蒙古鞑靼部落兴起，统一蒙古各部，并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大明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边军粮食大半贿赂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外侵势力骚扰。驻边兵卒，不忍克扣军粮而空腹作战，经常爆发边卒哗变。导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史称庚戌之变）。

清撰伪《明史》说明世宗嘉靖帝“有二十余年不事朝”虽说是无稽之谈，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认真查阅《明世宗实录》得出结论“有二十余年不事朝”是清版《明史》依据《海瑞治安疏》“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篡改而来。巧妙的是，清撰《明史》偷换了主体概念，即将“不视朝纲”偷换为“不视朝”。因此，问题的差别就大了去了。

我们看“不视朝纲”和“不视朝”有何不同？

“不视朝纲”即不坚持“基本路线”无视先朝遗留的国家法度、规章制度而我行我素；不坚持原则并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去处理国家事务（请注意：一国之主有如此行为的时候，往往称谓“革新”或者“改革”）。“不视朝”顾名思义就是不上朝、不办公、不处理国家事务，不管老百姓死活。由此可见，这是蓄意、违背客观事实之篡改。

2）《明实录》笔下的明世宗

据《明世宗实录》记述“明世宗理政事实”证明：清版《明史》描述嘉靖帝所谓“二十余年不事朝”只不过是“有事既奏，无事免朝”从而杜绝“文山会海、废话连篇”而已；真实情况是世宗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随时随地收阅、批复奏章，而主要办公地点就在“西苑”，且是几乎天天朱批来于全国各地的奏章。“二十年不视朝”却未亡国，反而能牢牢掌控朝堂，这恰恰是嘉靖“无为而治”的高明之处。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是为朝时间位居第二的皇帝，后世也称其为“大明第一明君”其原因有三：

一、明世宗执政前期，素有明君表现“以民为本，虚心纳谏”（对“海瑞骂朝”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例）。嘉靖帝即位之初，推行改革其重点就是民生。他不但推行轻徭薄赋的民生政策，还将皇室不用的土地收集整合，然后再发放给农民耕种。他沿用洪武一朝的赋税政策，对农民的税粮收取少之又少。于朝政，他能虚心听取朝臣的广泛建议；对于奸佞之臣之打击，他毫不手软（及时采用削权和罢免等措施）。对待外来入侵，他做到不卑不亢，行之有效地抵抗了倭寇和西北鞑靼的入侵。

二、嘉靖帝后期统治所谓的“二十年不事朝”（这也是清版《明史》所玷污的“有力证据”），大明朝廷非但没有陷入混乱，反而还能够稳步向前发展。朝政上，表面看是“严嵩一人专权”，但实际是嘉靖帝一人掌权而收发自如。

三、对司法监察机构的有效利用。利用“锦衣卫，东辑事厂”对文臣武将的政治动态，进行严密监察（当然包括首辅严嵩）。嘉靖帝非常清楚大臣们之间的矛盾，并利用矛盾来平衡朝堂。严嵩把持朝政期间，嘉靖皇帝表面好像并不在意。因为他深知“严嵩贪婪但不乏执政能力”是平衡政治天平的砝码。当严嵩这一“砝码”一旦失去质量的时候，嘉靖帝则不失时机对其调换。嘉靖皇帝仅一道圣旨，即致使严嵩“人财两空”，落了个孤独终老的下场。

当代文人、江苏徐州人、明史专家卜键（1955年生人）著《明世宗传》，对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全面描述和总结：

1）嘉靖朝思想、文化走向繁荣，出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世宗既有倡导引领之力，又有宽容和保护之功。

2）家国牵羁，六趣牵缠，世宗的生命旅程因之错综芜杂，也因之增色减色，因之充满希望与失落，充满追求与幻灭，充满期待，也不乏惆怅。

3）总之，这是一位禀赋甚高的帝王，是一个学者化的皇帝，

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的君主。世宗人品端正，才情卓著，只是多走了些人生和治国的弯路。

《明世宗传》一书还记述有“嘉靖当政期间所颁布的政策法令”以及一些法令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明朝中国再次走向文化繁兴，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这得益于嘉靖皇帝的倡导和保护‌。

令人捧腹的是，一面丑化辱骂嘉靖皇帝的蕲春周勤，一面却在《西游记秘谛发现记》一文提供了这样描述：“尤其在嘉靖与万历之交这50年间，蕲州城涌现“四大家族”“十大进士”，他们相继致仕回城，掀起了一股空前的“讲学著书热”。一家两按察的顾问、顾阙，大倡明理云学，著作累累已佚。医家李言闻、李时珍父子著《本草纲目》。刑部尚书冯天驭著《文献通考校注》。理财家袁世振著《盐法纲册》。民部周祈（在任）著《名义考》。会元布政使张邦翼著《岭南文献录》等皆存。当时城内有崇正、阳明、凤麓、金陵四大书院竞相授徒讲学。可见“凤凰山下新书院，诵法孔孟与伊皋”的文化繁荣景象。从这里自宋走出的有本籍名著八部同上《钦定四库全书》，五十几部部上《四库总目》和外籍王守仁的《传习录》亦由崇正书院编校而来”。周勤描述蕲州地方上的政通人和、文化繁荣、人文荟萃现象，跟卜键先生《明世宗传》中“嘉靖皇帝当政期间所颁布的政策法令”带来的实际效果遥相呼应，互为验证，不谋而合！

按正常逻辑，皇帝“残暴无能，贪色过度，荒淫无道”，会直接导致朝纲废弛，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哪会有士绅争考功名，为“黑暗腐朽”的王朝效力？哪还会有普天之下的文化繁荣、人文荟萃呢？周勤文章天马行空，陈述与结论互相矛盾，逻辑混乱，东扯西拉，可见其不是一般之荒谬!

所谓的“二十年不事朝”却天下文化繁荣、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这一反常现象足以让我们去重新评价和解读嘉靖一朝的历史。

（五）嘉靖修改《宗藩条例》拯救宗人生命

嘉靖皇帝因旁室入统而标新立异；除采取历代新君例行大赦、蠲免、减贡、赈灾等措施之外，还扭转自正统朝以来所形成的“宦官擅权、败坏朝政”局面，并下令清理庄田（不缴税赋的皇家田地“自留地”）“不问皇亲势要，凡系冒滥请乞及额外多占者，悉还之于民。”废除勋戚世袭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明朝中期之统治。但是，明皇室藩王宗室自失去“自留地”之后，生活就“悲摧”了！

一、明藩王宗室的真实生活

明皇室藩王宗室的真实生活，并不像清版《明史》所描述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生活糜烂、堕落腐化”。（注：这一点在明朝荆藩樊山王的《广讌堂集》中有很多王府生活场景的描述，并非如《明史》描述的那样糜烂堕落，下文会有介绍。）纵观中国历史，真正出现“王公贵族花天酒地者，乃元蒙、清两朝”。因为，这是中国中原文化与中原边沿文化的差异所致。元、清两朝贵族的生活长期以游历狩猎而举棋不定“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抢一杯”。元蒙贵族实行“抢来主义”；清朝则潜意识“窃来主义”。二者皆严重缺乏忧患意识，更不懂得华夏固有的“居安思危”。而华夏一族因长期固定居住，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原，艰辛守业、勤俭持家，以“物力维艰，居安思危”训育后代。明太祖作为华夏民族的优秀代表，而出身于最贫苦的老百姓中间，更懂得这种道理。

大明开国之初，明太祖为防止“宗室族人滋生腐败而与民争息”规定“明皇宗室所有成员不得参加科考求职；不得经商或参与买卖；不得置田种地与民争利；作文作书、作艺作医，仅供家族内共赏共勉，不得外传与民争息。凡朱家之人，是龙要盘着，是虎要卧着。”故此，则造成皇明宗室成员，成为一种特定的、靠政府供给的寄生阶级。与此同时，政府还制定“尽量少收或不收税赋”的宽民政策。而这种教条的、不与时俱进税收政策，贯穿于整个大明王朝始末。因此，致使大明库银存量始终捉襟见肘（这正是大明帝国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造成大明王公贵族世事难料的阴错阳差，而时常苦不堪言、食不果腹，甚至出现因此愤愤而死和被活活饿死的现象。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岁禄综合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37%，已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已经成为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经济问题。由于明太祖于《皇明祖训》有制“皇明宗室成员不准贸易、不准科考、不准卖弄艺术。。。”。故，这一庞大的阶级队伍，只能依靠政府供应俸禄来维持生活。而政府寥寥无几的税收，又主要用于国防、军备、救灾、河道治理等，所剩下的部分已远远不够。接下来就是各王府岁禄供应不会及时。以此，造成嘉靖年间“皇明宗室成员被活活饿死”的严重现象。诸王府因不同程度的禄米饥荒，引发死人事件时有发生，让明世宗嘉靖帝及内阁寝食难安。一改教条而陈旧的《宗人府令》势在必行。

二、改革《宗藩条例》

《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御史林润（福建莆田城内下务巷人，正色立朝，敢于严惩奸恶：1530-1569）上奏“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400 万石，而各藩禄岁至853 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236 万3000 石，而宗室禄米504 万石。既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繁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事下诸王皆有上议。”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十月，开封周王府南陵庄裕王（朱）睦楧（周定王朱橚第五代孙），奉周敬王朱在铤（时年20 岁）之命“查有司（地方政府）克扣积欠王府禄米、致皇室宗亲饥荒事”并上疏世宗“请立宗学，准宗人科举入仕、革冗职”。朱睦楧上《陈条七议》“请立宗学以崇德教；设科选以励人才；严保勘以杜冒滥；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竞以息饕贪；制拜扫以广孝思；立忧制以省禄费”诏下廷臣参酌之。其后“诸藩逐个陈说利弊；尚书李春芳集而上焉！”为此，嘉靖中央政府，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二月十三日，明世宗采纳“朱睦楧《陈条七议》及御史林润疏《宗藩积弊》请亟议善处宗藩饥荒”之策，颁布《推恩令》；祀部集廷臣议定“六十七条”进呈世宗，颁行《宗藩条例》。

《宗藩条例》规定：（1）凡，取消亲王宗禄折钞，以银、粮如数发放；其下郡王、亲王庶子、郡王世子皆不能照旧制发放，重新拟数、递减发放。（2）凡，保存郡王子孙王位，王庶子可得王爵。（3）凡，皇室宗人六十岁以上者供禄全数发放，之后每少十岁便减两成，直至四成，以让年迈者有所养，年轻力壮者自食其力，置于其中者，则两者结合。（4）凡，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后出生者，一律停发供禄，必自食其力。朝廷专款筹建宗学，入学谨读、科考入仕。（5）凡，自愿出王府自立者，朝廷专款置田、建房封府邸，爵位与原爵理等同，除供禄，同民缴税粮。（6）凡，嘉靖三十二年前出生者，宗室有能艺、医、药者皆可据考出仕，与仕同禄，其原供俸减半试用。（7）凡，嘉靖三十二年前出生者、宗室子弟，皆可科考以试，取仕者与仕同禄，其原供俸减半试用。

为此《大明周藩朱氏宗谱》有载：“《宗藩条例》促成者睦楧也周悼王（朱安㶇）第九子，好文雅、敏达有识。正德八年（1513 年）册封周府南陵庄裕王。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十月，上《陈条七议》，四十四年（1565 年）二月十三日，朝廷以“推恩令”出《宗藩条例》，周敬王（朱在铤）力推一并鼓动纳众亲王合议，周府有自愿出府另择居者十房又一。执行《宗藩条例》，周府身先垂范、为人师表，引诸王府宗人出府另择府营而居者计二百一十六房”。

有人说：“明朝是朱家的天下，不是老百姓的天下”。从嘉靖改革“清理庄田”，抛弃部分宗室，让他们自食其力、自谋生路这些举措来看，在嘉靖皇帝眼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家是黎民百姓的天下”，这也可以看出嘉靖皇帝算得上是封建时代的一代明君。

嘉靖帝修《宗人府令》以“推恩令”出《宗藩条例》并加以实施，为朝廷解决了尾大不掉的宗室俸禄支出问题，并为后来“隆庆、万历”两朝政府全面推行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宗藩条例》拯救朱氏族人免遭杀害

朱氏一族，自中华有史，尚刚直不阿、自力更生而不摧眉折腰。有明一朝人口发展突飞猛进，明太祖规定“朱氏一族不与民争息”埋没了朱家人才，只能怀才不遇。如例“明太祖皇五子周定王朱橚满腹经纶、撰医药旷世巨著《普济方》《袖珍房》不能面世；明太祖皇十七子宁王朱权、周宪王朱有墩戏曲杂家剧本，不能与世共享。明太祖第八代孙朱载堉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共完成《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律吕精义》《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瑟谱》等震撼世界，仅限朱家共赏。。。”诸如诗作撰文、书法绘画、能工巧匠，皆不能展现于世。

至此，由衷感谢明世宗嘉靖皇帝。是他让朱氏一族摆脱了“寄生生活”，挽救一大部分朱氏生命并得以延续。在朝代更迭之时，避免一场灭顶之灾（李自成、张献忠等内犯，只要是没有出府择业者，几乎被赶尽杀绝；而《宗藩条例》后拒岁供出府、自力更生者，基本没有受到残害）。

蕲春的《荆藩家乘》（荆藩朱氏家谱）也有载：1）富顺府翊银，字龙图，宗室举人；2）都梁府翊钱，字龙青，其子常清，字麟轩，父子同迁蕲水钵盂山；3）都梁府常泳，字祚隆，征仕郎；常游，字祚永，征仕郎，浙江嘉兴府崇德县教习；等等，此处不多赘述。

（六）为政举措及历史评价

明世宗力革前朝时弊，去伪存真、推陈出新；集异纳谏，打压官僚资本；大赦天下，诛杀钱宁、江彬等佞臣；整顿朝纲，总揽内外大政；裁抑司礼监权力，裁撤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肃“东缉事厂、锦衣卫”司法权；重用张璁、夏言等贤臣；吸取前朝宦官当权乱政教训，杜绝太监擅权；严惩贪赃枉法；核查皇庄、王庄及勋戚庄园，还土于民，鼓励耕织；继续坚持自洪武以来保持的“低税赋政策”（因此也带来国防资金不足），赈济灾荒、减轻租银、体恤民情、治理水灾。军事，整顿团营，汰除军校匠役十万余人（因此也带来国防军力不足）；以胡宗宪、戚继光等保国之臣，镇守东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文化百花齐放、万家争鸣，致使优秀文学作品及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国学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因以朱载淯为代表的科技人才大批出现，致使大明科技领先于世界。自明世宗开始，鼓励人民从事贸易（统称“矿业”）并给予免税政策（因此也带来万历一代“大明一朝的首次矿税”），致使“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以致“天下翕然称治”焕然一新。

明朝时期的大臣和现代学者对嘉靖帝的历史评价节选如下：

1）黄光升（明代刑部尚书，泉州人，1506-1586，《昭代典则》作者）：张孚敬奏革各省镇守内臣及清勘皇亲庄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寝，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万世不可泯也。

2）李维桢（晚明文坛盟主，礼部尚书，湖广京山人，1547-1626，荆藩故友）：世宗享国长久，本朝无两，礼乐文章，灿焉兴革。斋居数十年，图回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其英主哉！如终则新都（杨廷和）、永嘉（张璁）、华亭（徐阶）功大矣。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方之汉武，功不胜过焉。

3）毛佩琦（1943年出生，人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明世宗嘉靖皇帝在整个明朝17个皇帝中，他是应该有作为的皇帝，他上朝不久就发动了一个大礼仪。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政治运动吧，这个大礼仪把朝廷上下的官员全部牵扯进去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一生的功过是非，记载的古籍文献众多，后人对其评价也甚高，完全不是蕲春周勤笔下描述的那样无能和荒淫无道。周勤“《西游记》秘谛发现记”的一文中，提到荆王府樊山王父子写《西游记》的动机是嘉靖皇帝“把大明江山搞得内乱外扰，政治经济陷入了空前危及，民怨沸腾”，本文还原的嘉靖皇帝相关历史真相，已经足以颠覆周勤所描述的伪史。周勤还强调，樊山王父子创造《西游记》的原因是因为受到皇帝压迫，前面已经提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前出生者、宗室子弟，皆可科考以试，取仕者与仕同禄，其原供俸减半试用。”而我们的樊山王朱载埁正好符合条件，完全有机会去考取功名，入仕为官造福一方；其子孟尝一出生就有资格参加科举，与天下所有学子平等，不知你所说的压迫来自哪里？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考上举人/进士而走上仕途，怨政府压迫你吧？

没有了创造的原因和动机，《西游记秘谛发现记》一文观点等同于空中楼阁，子虚乌有。

本文众多素材参照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大明风骨》一书，作者朱荣梼，皇明周藩后裔。由于篇幅所限，敬请关注后续文章《论否定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违背历史事实》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