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喜迎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大白新闻与湖北红军精神研究会联合策划，深入老百姓身边，听他们讲曾经亲历的红军故事。以下内容由张掖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德胜口述，其女刘小云整理，向读者们讲了刘德胜被捕后成立地下党支部，积极营救西路军将士惊心动魄的故事。

▲刘德胜（刘小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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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渡金沙江后赢得绰号“金沙江”

　　我叫刘德胜，1915年出生，江西宁都县人。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军攻下宁都城，14岁的我就带着红军烧了县衙门，参加“少共”，当上红军，跟随红军南征北战。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抢渡金沙江后，我学会了新歌《抢渡金沙江》，常常用这首歌去鼓动战友行军作战。时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叫我“模范指导员金沙江”。从此，大家都爱叫我“金沙江”而忘记了我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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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悲壮的历程浴血奋战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我被调四方面军30军政治部任青年干事。随后红四方面军的30军、5军、9军等部队奉中革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从甘肃靖远虎豹口度河西征后，我被任命为西路军总部组织部巡视员，也是总指挥部党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和战友们共同踏上悲壮的历程。

　　西渡黄河后，我临危受命，任三十军88师265团九连连长，带着不足额的、大部分是干部的九连，在祁连山中阻击敌人，掩护左支队和首长转移。最后九连只剩我和二名战友，弹尽粮绝后，我们拆掉武器，随后抱敌跳崖，幸而不死，几天后被俘。在敌“补充营”里，我和战友们自发率先组织地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团结同志，开展斗争。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由我党委派的高金城先生接上头后，为营救关在敌狱中的八名红西路军干部脱离虎口，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十天从张掖赶到兰州，向谢觉哉同志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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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敌包围，直接跳下悬崖

　　1937年3月，西路军接连失利，撤入祁连山中。组织上把骑兵师剩下的一个排、30军、9军的一些干部，约70人编成一个连，番号是30军265团9连。政治保卫局长曾传六同志在队前宣布：刘德胜任九连连长。

　　为保存力量，西路军总部决定，将所剩队伍分李先念程世才支队、王树声支队和张荣支队。九连编入李、程支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向左翼大山转移。拂晓，马匪骑兵旅包围了我们，我奉命带着九连打阻击。九连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用血肉之躯，掩护部队突围。最后九连只剩下我与两名战士。我们把打完子弹的武器大卸八块，扔下悬崖。敌人叫喊：“抓活的赏大洋”，我们三人临死不屈，抓着一敌军官，跳下悬崖。

　　当我被刺骨的冰凉河水沁醒，发现同跳崖的战士一名已牺牲，一名还活着。我们俩人就搀扶向东走去。走了两天，遭遇搜山的马匪骑兵，已手无寸铁、饥寒交迫的我俩不幸被俘，被抓到马禄旅部的“花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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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被俘，机智应对

　　在俘虏营里，我遇见30军参谋长。参谋长轻声叮嘱“要提高警惕，有叛徒”，并说“要逃出去，向上级、向中央汇报”。

　　我当时吃了雪水拉肚子，索性在炕上“拉大便”，被俘战友就掩护说是“拉痢疾，有传染”。这招真灵，敌人就要我睡在马圈。我从马圈逃出去，却又碰到搜捕红军的敌人，结果再次被俘。敌人将红军俘虏押到张掖县城北骆驼店。当敌人到骆驼店挑壮丁时，为了尽快逃出魔窟，我故意挺起胸，显示很强壮的样子。于是，被“挑选”进了敌人的“补充营”。

　　在“补充营”里，我惊喜地遇见被挑到敌旅司令部电台做报务的邱均品和蔡文良。他们原来都是红一方面军的，是瑞金红军学校无线电班的学员，后调四方面军电台工作，我们三人早就熟悉。

　　在张掖城边的芦苇荡里，我将领导的叮嘱告诉战友，并说：“补充营里有好几百我们的同志，只要敌人敢发枪，我们就搞暴动，我们有的是经验。关键是要把同志们先组织起来。我想建党组织，逐步开展工作。”听罢，邱均品，蔡文良很是同意。我又强调：“这是掉脑袋的事，一定要保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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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张掖地下党支部成立了

　　1937年6月的一天，我与邱均品，蔡文良三人在芦苇荡成立了“中共张掖地下党支部”。我任书记，邱均品任组织委员，蔡文良任宣传委员。支部的任务是：联络同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要求邱、蔡利用掌握敌电台的条件，收集情报。他们曾试图秘密与党中央陕北联系。电波飞越长空，陕北的党中央电台意外收到他们的电波，怕是敌人的圈套，没有回电联络。（此情况是刘德胜后来脱虎口到了兰州八办，向谢觉哉同志汇报时，谢老告诉他的。）

　　地下党支部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又吸收了原红军剧团的王定国同志，原30军的武杰同志参加了支部。支部明确：邱均品负责对敌电台的监视，刘德胜负责联络街上做小商贩和流浪讨饭的西路军党员。同情我红西路军的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向王定国透露，敌监狱里好像关着红军干部。为择机武力暴动打开监狱救干部，关在监狱的同志由王定国联络，联络方式一律单线联系。

　　就这样，敌补充营的四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两三个党员在秘密活动。敌韩起功司令部电台，邮局都有我们党员同志。地下党支部逐渐与隐藏在群众里，流落街头，山乡……甚至与敌人监狱里红军干部组织的秘密党支部，都建立了联系。为宣传群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做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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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爱国人士高金城积极营救在押党员

高金城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7年8月，党的忠诚朋友，爱国人士高金城先生受中国共产党信任，勇敢接受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谢觉哉的重托，重返张掖，营救西路军将士。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遵照谢老嘱咐，高金城重开福音堂医院。给伤员治病时，特别留意碰到的每个被俘红军人员，设法寻找党的密秘组织，以便接上关系。我架着双拐，穿着敌人军服，活动在“补充营”和“福音堂”之间，我把自己的口粮，馒头省下来，给街上要饭的流落红军，我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这都引起高金城的注意。高先生两次叫徒弟约我晚上到福音堂后院“治腿伤”。他多次用话试探我，我机警小心地回答他。经过反复了解，多人考察，我们终于与高金城先生接上了头。

　　在高金城的掩护下，我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了行之有效的秘密营救工作。“福音堂”医院成了地下党支部的密秘联络点，成了红西路军伤员疗伤的地下医院。高金城与马鹤年约定：持高金城名片的人可允许探监。

　　一天，我拿着高金城的名片，提着先生准备好的点心，代表支部去敌监狱看望被关押的刘瑞龙，魏传统等八位红军干部，并把党派人营救情况一一告之。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龙同志把八名干部名单偷偷给我，字条上写着：我们身体很好，请家里放心。但是，当党支部策划如何实施营救方案时，邱均品获悉：马步芳电令韩起功将八名红军干部押送青海处置。

　　“福音堂”二楼的密室里，地下党支部密秘开紧急会议。高金城先生在楼下“看病”掩护，“借”到医院工作的王定国熬好米汤后，在楼梯口放哨。我口述，邱均品用笔蘸米汤写着八名干部的名字、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西路军失败后的有关情况，西临关押着组织部长张琴秋，武威关押着30军参谋长黄鹄显……写了12张纸。密信写好后，按高金城先生说的，先晾干，他再在上面写上“购买药品清单”，由蔡光波以买药为名去兰州。

　　我拿着高金城的名片再去监狱，设法告诉刘瑞龙，敌人要把你们押往青海，我们已派人送信八办，党一定会设法营救同志们的，情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敌人对地下党支部的营救工作有所查觉，邱均品从敌司令部获悉，韩起功准备抓我，高金城也从其它渠道获悉类似消息。我们还得知八名干部要提前押往青海。支部决定我立刻撤离去兰州。一为脱险，二要及时将八名干部最新情况汇报给中央，实施营救。支部决定，我撤离后，邱均品继任党支部书记，王定国任组织委员。

　　离开张掖前夜，我与高金城话别。先生叮嘱：“这次路上要多加小心。不要怕花钱，有车雇车，有牲口雇牲口，十天以内一定要赶到。到了河口，不要走陆路，那里关卡多。雇羊皮筏子从水路直下兰州保险。”听着先生亲切的嘱咐，我不禁说：“谢谢……我记住了，高院长还有什么嘱咐吗？”他深情地说：“如果到了延安，见了你们党的领导人，请将我高金城的情况给他们说说……我相信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的。祝你们一切顺利！”高先生又说：“请转告谢老，到了你们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希望还能记起我。”我激动得拉着高先生的手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高院长，能给我张照片作记念吗？”高先生立刻拿张照片送给了我。

　　第二天一早，我穿着高先生给我准备好的兰制服，头戴着礼帽，手摇纸扇，王定国与我并肩走着掩护我，顺利出了张掖城。

　　这天是1937年9月8日。告别了战友王定国同志，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向东奔去。我要遵照先生嘱咐，十天之内赶到兰州，为营救八名干部赢得时间。

　　1938年农历正月初四，党的真诚朋友，可敬的高金城先生，被残暴的马匪韩起功秘密杀害在张掖。我与先生的临别之语，竟成了永别之言。

（刘小云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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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

　　1937年9月18日，我终于到达中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将八名干部的最新情况向谢觉哉等同志汇报，9月21日返回延安。由于情报及时准确，党中央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要人，当八名西路军干部被押到西宁时，马步芳对他们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四人被释放回到兰州八办。

　　在延安三原，我遇到了刘瑞龙同志。我们紧握着手。刘瑞龙同志说：“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兰州八办和张掖地下党的同志们，没有党和同志们的营救，就不会有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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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刘德胜生平

　　刘德胜，1915年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贫苦农民家庭。15岁参加武装暴动，17岁参加红军，跟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长征。家中两代人当红军，牺牲了养父（叔父），兄长一家五人。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宁都县苏维埃政府少共中队长，大队长，少共梅江区委参谋长，刘坑乡共青团支部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宁都县补充团三营八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粤赣军区红22师66团党总支委员兼青年干事。中国工农红军红九军团九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红四方面军30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红西路军总政巡视员，红西路军总指挥部一局总支委员。临危受命，被曾传六队前任命为红西路军88师265团九连连长，掩护首长和部队撤退。被俘后，在敌“补充营”自发成立甘州张掖地下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在高金城等河西爱国人士的掩护下，地下党支部营救300多红军将士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总政治部总务科员，八路军120师359旅骑兵大队副政委，政委，安定（瓦窑堡）县军政委员会主席，旅政组织股长和西川煤盐管理处政委兼处长等职。任晋西北敌后武工队侦察队政委，延安警备一旅侦察队政委。

刘小云代表刘德胜捐给张掖市高金城烈士纪念馆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笔记（刘小云供图）

　　1945年，挺进东北，任冀察热辽军区骑兵大队政委，热北骑兵支队政委，冀察热辽军区警卫团政委，挺进东北收容队政委。冀察热辽骑兵学校干部一队指导员，冀察热辽骑兵学校协理员，解放军官团团长。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任团政委。

　　1950年，奉军转野司电令，带警卫员，通讯员各一名，短枪两支，卡宾枪一支，到中南局报到。先后任武汉市公安总局第三分局副局长，武汉市郊区工常委兼武汉市郊区公安局长，兼机场公安局长兼军代表。

　　曾任武汉市公安总局执行处第一副处长。任湖北省劳改局副局长。曾任湖北省政协委员。2000年逝世。

　　作者：本文由刘德胜口述，其女刘小云整理。刘小云，中共党员，现已退休。

今年，刘小云重走会师路，照片摄于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刘小云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