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暑假留在北京做家教，清晨六点半，出门赶地铁。从学校去往东四环要换乘三条线路，车厢由空旷渐次挤满，而后再度疏落，抵达目的地时，往往已是八点半。
正值早高峰。
我走出略显空旷的车厢，怔然望向对面反方向的列车，密密匝匝的人贴在玻璃上，像一盒被用力合上的火柴。我随手拍了一张发家庭群，妈妈秒回：“好热闹，我们这里看不到这一幕，以后多发点这样的图片，让我们感受一下外面的生活。”
我盯着这个出乎意料的回复，笑着回了句：“哪里热闹了，明明很命苦。”
下了课赶地铁，再看到这句话，又咂摸出一点别的滋味，奇异又微弱得难以捕捉，缓慢地、隐秘地绕上心尖。
我出生在湖北黄冈，黄冈是没有地铁的。
那座城市不大，至少在我童年记忆里是如此。上小学的路，从城东到城西，公交车摇摇晃晃也不过半个多小时。两边的梧桐树在夏天撑开一片浓荫，树荫底下，汽车和电动车往来不息。除非跨区，目的地总不至于太远。
小小的城市似乎不需要动辄如此庞大的地下系统，人们在地上走着，骑着，慢慢悠悠地，日子就过去了。直到升入初中，结识来自黄冈各区各县的同学，我才知道，黄冈其实广袤辽阔，只是各区与各区之间，似乎是有些疏离，没有那么频繁、深厚的往来。
或许就像他们说的，湖北人骨子里有一种疏离的忧郁。那是千年楚水浸润出的性情，千年前屈原纵身投入汨罗碧波，绵长幽愁留存后世。这种“愁”淡然也深沉，化不开、抓不住，恰似江上氤氲不散的薄雾。
但这样说也不见得有道理。毕竟“过早”时的湖北总是格外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甚至是吵闹的。在我的想象中，热哄哄的早点摊子，似乎实在难和“忧郁”沾上边。
我虽是黄冈人，童年大半时光却在武汉一条朴素的老街道度过。听爸爸说那条街早就改名翻新，我若是回去找，恐怕也再难找着了。
幼时没在武汉坐过地铁，高考后和朋友去武汉玩了一天，我们新奇地赶着地铁，花几块钱站上轮渡。江风扑面而来，带着水汽的腥凉，吹得人衣衫鼓胀。船行江心，两岸楼宇渐退，天地缓缓开阔，眼前江水，浩荡，浑黄、沉缓、不回头地东流。我趴在栏杆上看了很久，心中混杂着陌生与亲切。这种“陌生”，和后来去往南京、苏州时的疏离倒不尽相同。
从前驶过长江大桥，父亲总会兴奋地叫我放下手机、望望窗外。万里长江第一桥，浩浩然临于眼前，江面舟楫往来，江水奔涌。开窗一缝，江风扑打脸颊，油然而生一种豁然和磅礴。这般景致，又何来长久不散的忧郁？
总觉得自己和武汉有某种牵引，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拴在肚脐上，不管走多远，轻轻一扯，还是会有亲切感。那是我眼界开阔的初始，尽管这个开始如此模糊，如同数张快速翻阅过去的、曝光过度的老照片。
父亲是恩施人，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回乡。恩施的山路，是不同于北京的地铁、黄冈的马路、武汉的水路的，另一种丈量方式。
小时候回老家，走的是坑坑洼洼的山路，车巍巍颤抖，我和姐姐总会被颠醒。尤其是靠在车窗上时，脑袋被颠得一下下撞在玻璃上，咚，咚，咚，像急促地敲木鱼。虽然抱怨着，但心里其实觉得还挺好玩，再次入眠时甚至睡得更香甜。
后来我慢慢长大，路也渐渐平了。先是铺了水泥，再是柏油。从黄冈到恩施，车开得越来越快，颠簸不再作为快要到达的预示了。我在后座安安稳稳地睡一整路，醒来时总是清晨。窗外还是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散落在山坡上的独楼。
恩施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前山里什么都不方便，现在路通了，网通了，快递也能送到了。当然，很多东西还是没变，比如过年时柴火堆里跳动的火星子，比如爷爷奶奶们坐在门口砍柴时眯着眼睛又利又劲的神情，比如挂在房梁上的腊肉被扎进白袋子堆在爸爸的车里，然后送别爷爷奶奶挥着手的、渐远的身影。
落笔至此，恍若闻到腊肉的味道，以至于闻到热干面的香味。
人们说，湖北人的乡愁，说到底就是一碗热干面。我是如此，我在外工作的亲人朋友也多有同感。池莉说得对，什么加鳝鱼、牛蛙，都是万万使不得的。我们学校食堂里以前也有热干面，菜单上却标注可选鸡肉、牛肉风味，这也不对，热干面就是热干面，虽然简单，又绝不只是“麻酱拌面”那么简单。
来到北京之后，我还未曾遇见一碗地道的热干面，也寻不到心心念念的糊米酒与豆皮。儿时并不偏爱湖北风味，总嫌藕汤油、菜苔苦、蛋酒腥、珍珠圆子腻，现在却都觉得美味、忍不住惦记了。
过完年，又回到北京。北京密密麻麻的地铁线路，交错着高架公路和小土路。我从乡间土路启程，乘绵长地下轨道奔赴城市中心，再循原路折返。
我想起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句话：鄂，九头鸟的意思是离开你。我在北京和湖北之间来回地走，正像一只候鸟。
候鸟认得路。我也得认得。
我时常想，快点攒够钱，毕业把爸妈接来北京玩个痛快，而且一定全程打车，不挤地铁。可又一想，他们大概会想坐一回的，那就坐几回也无妨。（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沈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