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3162：历史上的财政三资

中国历史上也有财政“三资”，对国家所拥有的资源、资产与资金进行统筹管理，以期富国强兵的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挑战。

1、古代财政管理的雏形

早在先秦时期，国家财政管理的雏形便已显现。太公吕尚在齐国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则将齐国的渔业、盐业等自然资源有意识地转化为国家财富的基础。战国时，李悝在魏国实行“平籴法”，通过国家在丰年收购粮食、荒年售出的方式，稳定粮价，这已具备了对粮食这种特殊资产进行宏观调控的意味。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强调“农战”和“废井田，开阡陌”，核心之一便是确立土地国有，并鼓励垦荒，将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有效地纳入国家管理和赋税体系。

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堪称古代资源国有化的典范。他对盐、铁等关键资源实行国家专营，所谓“唯官山海为可耳”，即由国家控制盐铁的生产和流通，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这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强化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其影响深远。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正是“官山海”思想的深化和扩展，通过国家直接经营大宗商品和调节市场，应对巨大的对外战争和内部建设开支。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和“青苗法”，则可视为在资金层面进行杠杆化运作的早期尝试。“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司，平抑物价，并向商人提供贷款；“青苗法”则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贷款，以期抑制高利贷，增加国家收入。这些举措包含了将国家资金作为资本进行运作，以期激活经济、增加收入的意图。

2、帝制时期的资源管控

进入帝制时代，财政管理更趋于系统化。明清时期，对土地、矿产、林业等资源的控制成为国家财政的基石。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徭役杂税合并折银征收，简化了征收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将人力等资源货币化、资产化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这些实践多源于应对战争、大型工程或财政危机等特定需求，如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旨在支持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北宋的官营措施与应对庞大的军费和岁贡压力密切相关。它们常常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和垄断色彩，且由于小农经济的基础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化、证券化市场运作体系。

3、近代以来的探索与当代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的财政经济思想传入。洋务运动中兴办军用和民用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采取了“官督商办”等形式，可视为将国家所有的资源（如特许经营权）与民间资本结合，尝试国有资产的新型经营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资产和资金的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国家。这一时期，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但统收统支的模式也使得资产流动性不足，运营效率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对“三资”进行系统化、市场化盘活的改革思路日益清晰。其核心逻辑是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闭环运转。例如，湖南省岳阳市的改革探索提供了“岳阳样本”。他们系统性盘活“金（矿产、砂石）、木（林业、碳汇等）、水（岸线、港口等）、火（能源）、土（土地）、数（数据）”六类重点资源，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五类资产（实物、债权、股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并灵活运用“用、售、租、股、融”等多种方式进行经营。其目标是加快地方财政由“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资产财政”转型。

当前，全国多地如湖北、安徽、深圳等地也正密集推进国有“三资”改革。湖北省提出的“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三项原则，颇具代表性。这旨在将规模庞大的“沉睡资产”变为“增收活水”，为地方财政提供可持续的“第二增长曲线”，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纵观历史，中国对财政“三资”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着眼于具体物资征发到注重系统性资本运营、从行政主导到更多借助市场力量的演进过程。其背后蕴含的治国智慧，核心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整合与运用国家掌握的各种经济要素，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当代的“三资”改革，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古老课题的深化与发展，旨在通过市场化手段，唤醒沉睡的国有资产，优化地方财政结构，并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中国历史上，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和经营经济的思想源远流长，其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当属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和西汉时期的桑弘羊。

作为政府经营思想的早期奠基者，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其思想极具开创性。

1、“官山海”与盐铁专卖：管仲明确提出了“唯官山海为可耳”的理念。他主张国家直接控制山海等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盐和铁实行专卖。其精妙之处在于“寓税于价”，即通过国家垄断经营，在盐铁价格中隐含税收，实现“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民众在不知不觉中缴纳了赋税，国家财政得以充盈。

2、宏观调控与“以商止战”：管仲并非简单地压制商业，反而高度重视市场规律。他设立“轻重九府”，通过收购和抛售物资来平抑物价、调节供求，体现了早期的宏观调控思想。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因天下以制天下”，通过价格策略吸引天下财富流向齐国，从而达到“以商止战”的政治目的，即用经济手段削弱他国，避免单纯军事冲突。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迅速强盛，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桑弘羊在汉武帝时期将管仲的思想系统化、制度化，并推向高峰。

1、“工商富国”论：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不单纯依赖农业亦可富国的思想家。他提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认为工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甚至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即“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2、“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面对汉武帝时期庞大的战争开支，桑弘羊推行了全面的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购统销、调剂物资）、平准（在京师平抑物价）等政策。这些措施的核心目标是，在不增加农民田赋等直接税负担的前提下，通过国家经营工商业来获取巨额收入，以满足财政需求，即“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这些主张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引发了著名的“盐铁会议”。

桑弘羊的政策则为汉武帝的抗匈战争和开边事业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解决了“军旅之费”的难题。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辅政，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以桑弘羊为一方，主张国家干预；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批评盐铁官营等政策是“与民争利”，导致产品质量低劣、官员腐败，加重百姓负担。桑弘羊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三问”，直指废除官营政策后战争开支、财政收入、地方割据三大问题如何解决，对方无法给出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