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3137：创新土壤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们的研究共同回答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来源这一经济学古老命题，并为理解当代经济挑战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三位经济学家从不同路径探索了经济增长的引擎，其理论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补充。

——乔尔·莫基尔：创新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莫基尔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从历史视角揭示了持续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常态的先决条件。他的核心观点是，真正的、可持续的创新浪潮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由知识启蒙、开放文化和有效制度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

一个社会能否形成鼓励探索、包容失败并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与文化，是决定其能否孕育创新的关键。

这与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的五个关键点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科技创新：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关键在于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实现从“0到1”的飞跃，从而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体制机制创新：这是保障科技创新的环境基础。它要求打通阻碍创新的制度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者能获得合理回报，从而形成正向激励。

人才培育：目标是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新质人”。这需要教育体系、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的深度变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特别强调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最终要落实到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上。这意味着要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乔尔·莫基尔从一个更宏大、更根本的历史视角审视创新。他将制度保障（如知识产权保护、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知识启蒙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视为创新能够持续发生的先决条件。

两者的视角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新质生产力的五个关键点构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主动的战略行动框架，体现了强烈的构建性。而莫基尔则提供了一个回溯历史的解释性视角，他更侧重于分析创新赖以发生的长期、基础性的社会文化条件，并特别强调了创新过程内在的“创造性破坏”特性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创造性破坏的运行机制。

阿吉翁和豪伊特则通过严谨的数学模型，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系统化与机制化。他们的理论揭示，经济增长并非平稳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由新技术不断淘汰旧技术、新企业冲击旧企业的动态过程所驱动。这一“破坏”过程虽然会带来短期阵痛（如旧岗位消失），但却是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机制。

他们发现了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适度竞争能激发企业创新以保持领先；但过度竞争则会侵蚀企业利润，使其无力投入研发。因此，存在一个激励创新的“最优竞争强度”。

在市场竞争中，颠覆性技术非常重要。别人抄都抄不去。有两个例子。

案例一：广州正在全力打造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域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它并非一个普通的工业园区，而是一个由国家与地方合力共建、旨在重塑产业游戏规则的国家级创新策源地。

这个示范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构建了一套非常系统化的创新生态体系。

核心平台：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是体系的核心，由广州市政府、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建，致力于构建“大学院所+创新基金+创新园区”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体系。

核心园区：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园作为物理空间载体，占地约12万平方米，总投资30亿元，重点布局算法与智能技术、BT-IT融合等领域，配置了中试基地、地下特殊实验室等先进设施，为技术从概念到产品提供全链条支持。

五位一体机制：中心采用“管、育、接、转、教”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系统性覆盖从技术遴选、培育、对接资源到转化和教育的全流程。

示范区已经孕育出一批令人瞩目的颠覆性技术成果。

广州市和黄埔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全国首部专门针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政策“颠覆性10条”在此发布，对落户的国家级颠覆性技术项目最高给予500万元的配套资金支持，并创新性地采取了“即立即享”机制，加速资金到位。

在人才方面，成立了黄埔创新学院，这所“创新共同体大学”旨在通过“理论+方法+实战”的模式，培养顶尖的创新人才，为示范区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案例二：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武创院）自2021年6月成立以来，在颠覆性技术项目的挖掘和培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最新数据，其储备的潜在颠覆性技术项目数量已达到约900项，覆盖了光电信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多个前沿领域。

武创院聚焦武汉的优势产业，通过专业研究所、企业联合创新中心等平台，系统性地发掘和培育具有颠覆性潜质的技术。

武创院能汇聚如此多的颠覆性技术项目，与其独特的市场化、平台化运营机制密不可分。

全链条孵化支持：武创院构建了覆盖项目“遴选-培育-转化”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其创新的“拨转股”资金支持模式尤为关键，即前期以科研经费形式投入，待项目成熟后再转为股权，有效解决了早期硬科技项目“第一步”的融资难题。

强大的资源网络：作为国家级颠覆性技术创新网络在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武创院与京津冀、上海、广州等地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保持紧密协同，共同论证和推送优质项目。院内已组建了29家专业研究所、59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和7家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了强大的资源聚合效应。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武创院旨在打造一个“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的“北斗七星”生态体系，像热带雨林一样滋养创新种子。通过联合头部资本设立基金，已撬动近40亿元社会资本，并引进近千名创新创业人才，为技术转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理论的现实启示。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诺贝尔奖委员会强调，我们必须精心维护“创造性破坏”的底层机制，否则社会经济可能重新陷入停滞。这提醒我们，不能将增长视为常态，而应主动构建和维护促进创新的环境。

为理解“内卷”提供解方：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理论为理解当前一些领域存在的“内卷”（过度竞争却无法催生创新）现象提供了钥匙。当竞争超过“黄金平衡点”，企业会陷入价格战和存量厮杀，无力投向高风险的突破性创新。打破内卷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竞争回归合理区间，并鼓励企业开辟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增量”赛道。

创新需要完善的生态系统：三人的研究共同指出，创新不能仅靠企业家个人精神或政府研发补贴，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包括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治环境、鼓励探索的教育体系、支持长期风险资本的金融市场等。政策的重点应是培育这一生态，而非直接参与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