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的关键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李强强调，要多措并举营造一流产业生态，综合治理行业无序、非理性竞争，促进上下游、大中小企业深化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着力构建创新生态圈。

这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痛点、难点问题。

一是产业生态问题。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产业生态在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仍面临一些深层挑战。

1、产业创新体系存在短板

基础研究与前沿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在一些尖端技术和基础研究领域，如高端半导体材料、光刻机等核心装备上，对国外的依赖度仍较高，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待提升。虽然我国专利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高校专利转化率相对较低（2024年数据显示约为3.8%），科研院所专利转化率约为11.8%。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仍有不足。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为2.68%，制造业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2.39%，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部分企业由于担心回报、创新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研发投入意愿和能力有待激发。

2、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挑战。传统制造业在我国实体经济中占比显著，但其数智化转型进程存在困难。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实现智能化生产全流程覆盖的比例较低（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为6.6%），第二产业数字化渗透率（2023年为25.03%）不仅低于国内服务业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平均水平（约33%）。

新兴产业发展根基有待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但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仍受制于人，存在“断点”风险。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面临考验。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存在“卡脖子”风险。

3、企业发展环境与协同效能有待优化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多重压力。它们常遇到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贷款期限短、利率高，且税费、社保等综合负担较重。劳动力成本上升快、管理难度加大，同时审批环节仍有优化空间。

产业链协同融合程度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够紧密，大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上下游之间的融通创新生态尚未完全形成。部分地区之间存在产业同质化竞争，例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上趋同，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现在需要“热带雨林式的产业发展生态”。一个成功的“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通常具备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内既有像“乔木”一样的行业龙头或链主企业，也有如“灌木”般充满活力的中小型腰部企业，还有如同“草本”的大量初创公司和微型企业。它们梯度互补、错位发展，形成了丰富的产业层次。例如，广州海珠区就致力于打造让龙头企业“大树参天”、腰部企业“绿树成荫”、中小微企业“百花齐放”的产业生态。

循环共生性。系统内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关键要素能够深度融合、畅通循环。这要求上游的原材料、中游的制造加工、下游的应用服务能无缝衔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并发生“化学反应”，催生新的业态和模式。西安在构建产业生态时，就特别注重这“四链”的深度融合。

环境滋养性。正如雨林需要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雨水，产业生态也需要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这包括便捷的交通物流、完善的法律财税服务、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如“供应链金融”、“科技贷”等），以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二是企业合作问题。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不足。企业与高校在目标上存在天然差异，企业追求市场利润和技术创新，高校侧重人才培养与基础研究，导致价值取向难以统一。合作过程中，企业普遍反映存在沟通协商机制不畅问题，合作多依赖个人关系维系，缺乏稳定制度保障。高校方面，部分工科学科脱离实际应用，所产出的知识对企业解决前沿技术问题帮助有限。同时，有效的利益共享和知识产权分配机制尚未健全，影响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不畅。目前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共享数据的意愿和能力均有待提升。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人才有限，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升级方面面临较高门槛，难以匹配大企业的协同要求。此外，产业链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平台，导致企业间难以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往往停留在简单的供需合作，难以实现创新资源的共享与协同攻关。

始于2018年的创新联合体，已经开始逐步解决这些痛点。

创新联合体的组建方式灵活多样，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领军企业牵头型。这是最典型的方式。由行业内具备强大资源和市场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发起，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与。

任务场景驱动型。针对具体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或特定的应用场景需求（如城市管理、智能制造），由相关机构提出攻关任务，遴选合作伙伴组建联合体。

创新平台支撑型。依托已有的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协同创新中心等，聚合产学研力量，升级打造为创新联合体。

专利标准聚合型。围绕构建关键领域的专利池或创制行业技术标准的需求，由相关机构牵头组建。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类创新联合体在多个重点产业领域蓬勃发展。

中央企业在工业软件、工业母机、新能源、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牵头建设了24个创新联合体，旨在突破产业链共性关键技术。

北京计划到2025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等高精尖领域培育20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联合体。

三是成果转化问题。

1、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科技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是制约成果转化的首要因素。考核机制普遍存在“重论文、轻应用”的倾向，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晋升考核主要看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等级，而非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这导致研发活动与市场需求脱节，大量专利是为完成课题或职称评定而产生，实用性不强。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在操作层面也存在顾虑。职务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若后期股权贬值，相关负责人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追责风险，导致许多单位对转化持保守态度。尽管有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但由于缺乏细化的操作指南和保障机制，收益分配常受行政干预，科研人员应得权益难以完全落实。此外，科技政策与行业监管、国资管理等政策有时存在不一致，也增加了成果转化的复杂性和难度。

2、供需匹配错位

高校、科研院所（供给方）与企业（需求方）之间存在显著的连接错位。科研导向偏离市场需求，许多高校科研人员习惯于“从书本中来，到论文中去”，对产业真实需求和成本约束考虑不足，产出成果企业往往“用不了、接不住”。

成果成熟度低是突出瓶颈。绝大多数实验室成果缺乏中试熟化环节，工艺不成熟，难以直接进行规模化生产。企业为规避高风险，不愿承接这类需要二次开发的成果。

3、专业服务生态薄弱

连接供给与需求的“桥梁”不够坚固，专业化技术转移体系尚未形成。技术转移机构数量不足、能力偏弱，2023年数据显示全国仅26.5%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自建了技术转移机构。这些机构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短缺问题，特别是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法律和管理的复合型技术经理人严重匮乏。技术交易平台也多局限于本地，难以支撑全国范围的转化需求。

4、金融支持体系不足

早期融资渠道匮乏，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巨大资金压力，银行为控制风险往往惜贷。风险投资更倾向于商业模式清晰、接近产业化的后期项目，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始创新项目敬而远之。

在此，可以介绍一下东南大学的成功经验。

东南大学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难题，在2025年6月推出了全国首创的《关于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激励措施（试行）》，也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跃升10条”。这套组合拳旨在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通道，让更多“东大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的激励体系。政策明确，将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收入的更大比例奖励给科技人员，并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更重要的是，它重构了评价标准，将成果转化贡献等同于甚至数倍高于传统的论文和纵向项目在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例如，单个项目到款超过500万元可视同一项国家级项目。

赋权改革与“阳光工程”。学校全面实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将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技人员。同时推出“阳光工程”，为科研人员已创办企业或持股但未履行规范转化程序的情况，设定了合规化整改期限，旨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激发转化活力。

研究资源倾斜。为鼓励团队开展转化，政策规定对成果转化成效突出的团队，给予单列研究生招生指标、专职科研岗和博士后指标的支持，为成果产业化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支持师生创业。特别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明确学生使用学校科技成果创办企业的，可无偿获得相关知识产权许可三年。

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政策支持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重组共建的专业技术转移公司，为科研人员提供从转化路径设计、法律咨询到知识产权布局的全流程、免费“陪跑式”服务，解决了科研人员“不会转”的难题。

除了直接激励，“跃升10条”还配套了关键资源以保障转化实施。

金融支持。学校成立了首期1亿元的“东大校友科创转化基金”，专门用于投资师生和校友的早期成果转化项目，支持投“早”投“小”，解决“缺钱转”的难题。

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学校正积极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小试基地，为早期成果提供资金和支持，帮助其跨越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的“死亡谷”。

自转化跃升行动实施以来，已涌现出标志性成功案例。例如，东南大学医学院姚红红教授团队的“新型环状RNA药物”专利，以1.6亿元的价格成功转让给南京一家药企，体现了市场对前沿原始创新价值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