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3102：提高基层官员带富能力

有了人工智能，基层官员的治理能力提高，但是，带富能力还不够。

人工智能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升决策科学性与前瞻性：传统决策依赖有限信息和经验，人工智能则能通过分析海量的城市运行、社会民生、公共安全、网络舆情等数据，构建“数字矿藏”，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例如，预测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发展趋势，为政府部门提前制定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2、优化公共服务体验：人工智能正改变传统公共服务程序复杂、材料繁琐、耗时较长的局面。

提升便捷度：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光学字符识别（OCR）、流程自动化机器人（RPA）等技术，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能审批”，甚至“秒批秒办”。

实现个性化：通过对用户画像的精准分析，人工智能能为不同人群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拓展可及性：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打破地理、身体和信息素养壁垒。智能政务一体机和APP将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提供24小时“不打烊”服务。

3、强化社会安全保障与风险防控：人工智能的感知、预测和协同能力为公共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精准预警：通过对海量信息的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人工智能能实现对金融欺诈、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风险的早期发现和态势研判，推动风险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智能防控：人脸识别、行为分析、预测性警务等技术深刻变革安防模式。智能感知终端和分析平台能实时监测人流车流，自动识别可疑行为，提升预警预防和精准打击能力。

高效响应：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中，人工智能可用于监测预警、指挥调度、救援救助和灾后恢复全流程。

4、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智慧社区建设：利用物联网、AI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设备，实时感知社区人、事、物状态，实现对社区安全、环境卫生、设施运维的智能管理（如智能垃圾分类、智慧停车）。

网格化管理升级：推动基层网格化管理向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升级。网格员配备智能终端上报信息，后台系统智能分类、分析和派单，实现问题及时响应和处置闭环。有的地方通过“AI+网格”系统畅通民意渠道，语义分析自动分类群众诉求。

促进多元参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构建政府、社会、居民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提供了新可能。开发智能化公众参与平台，居民可便捷反映诉求、参与决策、监督执行。AI系统可对海量居民意见进行智能分析，提取共性问题和重点关切，为决策提供民意基础。

基层致富有两个案例。

浙江的“共富工坊”是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创新举措，而天津的“创富工坊”则是借鉴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的灵活探索。

1、浙江“共富工坊”：党建引领的深度实践

浙江的“共富工坊”主要由村（社区）、企业等党组织结对共建，利用农村党群服务阵地、闲置房屋土地等创办工坊，核心目的是引导企业将适合的生产加工环节布局到农村，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低收入农户在家门口就业。

这一模式自2022年9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共富工坊”建设的指导意见》以来，已在全省范围内系统推广，计划三年打造1万家各种类型的“共富工坊”，实现山区26县乡镇全覆盖、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全覆盖。

浙江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强化县乡党委统筹协调功能，将“共富工坊”纳入党建联建机制，精准衔接资源与需求。目前全省已建立4700多个工坊党小组，并选派了5600名机关、乡镇和企业党员干部担任工坊管家，加强对工坊的政治引领、运维管理和安全监督。浙江的共富工坊根据生产方式和产业特点，发展出了多种类型，如来料加工式、定向招工式、电商直播式、农旅融合式、品牌带动式、产业赋能式等，以适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截至2024年11月，浙江省已建成“共富工坊”超过1.1万家，累计吸纳农民就业49.8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4.9万人，带动人均月增收2600元。例如，台州市黄岩区岭根村与浙江希乐工贸公司党支部结对，将企业杯盖生产线搬进村闲置办公楼，打造小橘灯·共富工坊，带动周边300余名村民人均月增收近3000元，村集体每年可分红12万元。

浙江在推进“共富工坊”建设中，注重数字化赋能和政策支持。例如打造“共富工坊”数字化应用，开发资源统筹、就业服务、红色管家等场景，动态监控从业人员收入变化和企业报酬发放等情况。同时推动人才、政策、资金等下沉基层，对场地租赁、设备购置等进行适当奖补，引导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深入一线为工坊提供指导，金融保险机构也推出专项优惠贷款、商业保险等服务，累计为工坊发放优惠贷款16.8亿元。浙江还建立了“县级中心+乡镇站点+村社服务点”三级服务平台，全省已建成服务平台(站点)675个，累计提供服务3.2万次，为“共富工坊”提供项目引进、就业培训、安全生产和社会保障等全链条支撑服务。

2、天津“创富工坊”：市场化运营的灵活探索

天津的“创富工坊”尤其是西青区的实践，虽然借鉴了浙江的经验，但也结合了本地实际，展现出不同的特色。它同样以党建为引领，但更加强调市场化运营和多元模式融合，以来料加工、农旅融合、电商直播等模式培育各具特色的工坊。这一模式最早在2024年于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萌芽，该村建成全市第一家“创富工坊”，遵循“小办公、大服务”理念，对便民服务大厅进行升级改造，腾出空间用于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使其成为集便民服务、产品展示、电商直播于一体的多元平台。

天津“创富工坊”探索出了“企业发包、村民接单”的柔性生产模式，以及“乡村合伙人”等机制。例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河村的工坊让村民从事汽车线束加工，月增收可达3000多元。西青区已培育了15家各具特色的“创富工坊”，累计接单超千笔，吸引企业10余家，总体增收99万余元，帮助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第六埠村通过“揭榜挂帅”行动引进“乡村合伙人”，如星缘农场在第六埠村划出土地作为亲子体验区，吸引游客，为村民开拓增收新路。

天津的“创富工坊”特别注重品牌的打造和产业链的延伸。例如，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以手工编织见长，90后村党委书记直播带货，将村民的手工编织产品销往全国。一些工坊还联合亮相天津礼品展博会，成功获取订单并策划农旅线路，推动“一坊引领、多村联动、共富共赢”的示范片区建设。天津“创富工坊”的背后有一套顺畅的协同机制：区委组织部牵头启动“来西青·创青‘村’”行动，邀请高校青年走进田间；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供政策支持和技能培训；区商务局和妇联帮助产品找销路；区总工会则为务工村民织密权益保障网，形成了多方合力滋养共富新芽的良好局面。

3、浙津两地实践的比较

相同之处：两种模式都以促进农民家门口就业为核心目标，特别是关注低收入农户和困难群体的增收问题。在组织引领上，都强调党建的核心引领作用，浙江通过党组织结对共建强力推进，天津则以党建为引领融合市场化运营。两者的运作模式都多元化，包括来料加工、农旅融合、电商直播等业态，并且都注重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如闲置房屋、土地和党群服务中心空间。政策支持方面，两地都形成了多部门协同机制，浙江由组织部门牵头，人社、金融等部门支持；天津则由区委组织部牵头，人社、商务、妇联、总工会等部门配合，提供政策、培训、销路等支持。

差异之处：浙江的“共富工坊”作为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大举措，进行系统性推广，规模更大（已超万家），目标明确（三年计划），且建立了数字化应用平台进行全省层面的资源智能匹配和动态管理。天津的“创富工坊”则更多呈现区域创新特点（如西青区），目前规模相对较小，处于探索深化阶段。

在工坊类型侧重上，浙江的形式更规范，总结出六大主要类型，强调“一村一品”或“一村一企”的深度产业融合；天津的类型则更灵活，强调“乡村合伙人”等机制创新，以及“柔性车间”快速响应市场。在利益联结机制上，浙江强调村集体参股、企业分成合作、农户分红等多种方式；天津目前更多体现“企业发包、村民接单”的订单式合作。

4、全国其他地区的共富案例

四川眉山柑橘产业联动：团结村通过推广柑橘新品种，将一季果变成了多季果，使得柑橘产值增长到了1.7亿元。眉山拥有106万亩柑橘标准化生产基地，这一产业带动了106万村民在自家土地上就业，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这种模式通过科技创新和规模化经营，将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为高效农业，充分体现了产业兴旺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

青海湟源非遗手艺赋能：抓住几近失传的湟源皮绣等非遗技艺，通过系统培训，让老艺人带新人。这种方式不仅保护和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带动了近2000人增收致富，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这种模式充分挖掘了地方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展现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