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3009：“两个健康”从企业家到科学家

全国人民对北大教授健康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建议把企业家的“两个健康”政策延伸到科学家群体。

一、企业家“两个健康”的历史演进

“两个健康”指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1、概念雏形（1981-1989年）

1981年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健康发展”。

1989年中央统战部明确“鼓励私营企业健康发展，团结教育私营企业者”。

2、正式提出（1996-2000年）

1996年王兆国首次在统战会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000年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首次并列提出“两个健康”，强调二者相辅相成。

3、深化与实践（2015年至今）

总书记多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前提是人士健康成长”。

政策层面形成“三公一平一同”（平等使用要素、公平竞争、法律保护）制度保障。

企业家的个人成长是企业发展的前提，需通过政策支持、价值观引导（如爱国、创新、诚信）实现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首次用“56789”概括民营经济的核心贡献，“两个健康”更加落到实处。即：

50%以上的税收贡献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一表述被写入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中的标准参考。

2023年《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文件均沿用了“56789”作为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核心数据支撑。

二、“两个健康”推广的可行性

1.理念适配性

“两个健康”本质是主体健康（人）与成果健康（组织/事业）的共生关系，高校场景中可转化为：

学者健康（身心与职业成长）→学术机构健康（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

韦教授作为顶尖数学家，其个人健康（如牙周病问题）直接影响科研状态，而北大作为学术机构，需保障学者健康以维持学术生产力。

2.现实挑战与案例验证

韦东奕案例的警示：

健康问题：严重牙周病导致形象与状态受损，引发公众对学者健康保障机制的质疑。

北大回应：提供体检、医疗支持，但需更系统性健康管理（如心理疏导、生活协助）。

高校推广的瓶颈：

学者特质：专注学术而忽视自我管理（如韦东奕的简朴生活）。

制度缺口：高校缺乏针对顶尖学者的“个性化健康支持体系”（如专属医疗、生活助理）。

3.实施路径建议

三、推广的边界与反思

1、本质差异：企业家需应对市场风险，学者需专注学术探索，健康管理重点不同（如企业家重压力管理，学者重可持续科研环境）。

2、伦理平衡：避免过度干预学者自由（如韦东奕偏好简朴），需在“保障”与“尊重”间找平衡。

3、制度创新：建立“学者健康档案”，联动医疗机构提供绿色通道；设立“学术守护基金”，用于紧急健康干预（参考亨通集团党建保障模式）。

结之，“两个健康”理念可推广至高校，但需重构框架：

核心目标：从“经济贡献”转向“学术生命力可持续性”。

行动准则：以韦东奕案例为镜，将学者健康视为国家战略资源，通过制度化的健康管理（如北大需升级医疗支持体系）和文化包容（接纳学者多样性），实现“人”与“事业”的双重健康。正如企业家健康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学者健康同样是学术创新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