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2926：剧作家中的财政学家

给财政培训班讲课，要了解哪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的建议最牛，最集中，没有想到是剧作家。

赵冬苓（1953年10月—），山东乳山人，国家一级编剧，2013年起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届特约监督员，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

她曾担任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艺术副总监、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1992年，首部编剧作品《大地缘》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奠定其行业地位。

1997年凭《激情辩护》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2004年以《上学路上》摘得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创作《孔繁森》《任长霞》《沂蒙》等主旋律作品，其中《沂蒙》获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以深入沂蒙山区采访的真实性打动观众。

近年法治题材作品如《警察荣誉》（获白玉兰奖提名）展现对法律议题的关注。

2025年改编茅盾文学奖作品《北上》，聚焦大运河文化，通过重构人物支线与时代背景，探索严肃文学影视化路径。

其他改编作品包括《红高粱》（入围白玉兰奖最佳编剧）、《父辈的荣耀》《幸福到万家》（均获“五个一工程”奖）。

关注基层法官负担、女性权益、税收立法等议题，呼吁增加司法资源投入。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参与探讨剧本创作与编剧权益议题，呼吁行业尊重原创、减少资本对创作的干预。提出“提高影视盗版赔偿金额至制作成本30%”，并公开回应个人经历争议，推动版权保护立法。

囊括华表奖、金鸡奖、飞天奖、白玉兰奖等中国影视五大编剧奖项，12部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

行业地位：被誉为“中国电视剧产业二十年突出贡献人物”，编剧稿酬收入曾登中国作家富豪榜。

更牛的是她的财税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作为编剧跨界履职的代表，自2013年起持续关注财税法治领域，其建议以“税收法定”为核心，逐步拓展至财政立法、税制优化、税收监管等系统性改革。

一、推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

1、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

要求终止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的授权，明确税收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所有税种需经立法程序确定。

时间表建议：2014年提出“五年内完成回归”，并建议分类处理现有税收条例（如取消印花税、合并教育附加费），推动增值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条例上升为法律。

立法形式：倡导“开门立法”，吸纳专家与公众参与，地方税种（如房地产税）可试点由地方人大立法。

2、防止税收权力滥用

条例过渡期约束：在税收条例尚未上升为法律前，禁止通过修改条例增加税负，强调“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明确政府权限：引用“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限制政府税收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二、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

1、制定《财政法》

立法必要性：2015年首次提议后，2017年进一步呼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法》，强调需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资产负债管理及税费征收，填补财政领域缺乏基础性法律的空白。

功能定位：主张《财政法》应作为财政活动的“纲领性法律”，统领预算法、税法等专项法律，避免零散法规导致的执行乱象。

2、完善税收总则性法律

2021年提出制定《税收总则》，作为税法体系的上位法，明确税收基本原则、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等框架性内容，为单行税法提供统一依据。

三、优化税制结构与税收政策

1、降低个税边际税率

2021年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降至25%，认为此举符合发展中国家定位，有助于吸引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

2、鼓励生育的税收激励

针对少子化问题，提出为高收入家庭生育减税、为育龄女性多的企业减免税收，通过税收杠杆刺激人口增长。

3、规范新兴领域税收

针对直播行业，2022年建议细化平台涉税信息报送规则，建立“自动化报送机制”和地区间税收协调机制，解决直播主体分散、管辖权冲突等问题。

四、强化财政透明度与监管

1、预决算公开与细化

2014年起多次呼吁政府预决算全面公开，要求细化收支明细至“每一分钱”，接受公众监督，限制政府权力滥用。

2、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虽未直接提出议案，但《财政法》相关建议中隐含对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的诉求，强调需通过法律约束债务规模。

五、长期呼吁与阶段性成果

赵冬苓的财税建议具有连续性，其2013年“税收法定”议案直接推动2015年《立法法》修订中“税率法定”条款的写入，并促使全国人大明确“2020年前落实税收法定”目标。此外，其对直播纳税、税收总则等问题的探讨，反映了从原则性呼吁向具体领域深化的转变。

赵冬苓的财税建议以“法治化、透明化、人本化”为主线，既聚焦宏观财政体系重构（如《财政法》），又回应微观社会问题（如生育减税），其跨界履职体现了人大代表对公共利益的深度关切。当前，我国税收法定进程仍在推进中，其建议对完善现代财税体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是从1979开始学习财政学，都提不出这么多财政提案。我的公车改革建议，在她面前也不算什么。

围裹式财经大学校长，我会聘请她当客座教授。

我在2017年出版的《代表谈财政》一书中曾经记录了她提财政问题的原因。

赵冬苓作为编剧出身的人大代表，却能持续提出专业且具影响力的财税建议，其背后既有个人履职责任感驱动，也与社会现实、专业合作及法治追求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角度分析其“擅长提财税建议”的原因：

一、履职责任感与社会问题触发的跨界关注

1、从社会现象到专业追问

赵冬苓最初关注财税问题源于2013年“国五条”引发的社会争议。当时二手房交易税政策导致市场波动甚至“假离婚”现象，促使她追问“税收合法性”问题。通过调研，她发现我国18个税种中仅3个由人大立法，其余均以国务院条例形式存在，这激发了她的法治敏感性和推动税收法定的决心。

2、代表身份的使命感

她坦言对财税本无兴趣，但作为人大代表，认为“必须履行好职责”。她以“限权”为出发点，强调税收和预算是“钱袋子的两头”，需通过立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众权益。例如，她主张“税收必须经过民众同意”，通过人大立法体现民意。

二、专业合作与持续学习

1、财税专家的深度合作

赵冬苓虽非财税专业出身，但积极与学界合作，如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朱为群教授等专家为其议案提供理论支持。例如，《终止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的议案》背后有财税法学界的长期研究积累。

2、系统性学习与调研

她通过参与研讨会、走访专家（如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官员）等方式补足知识短板，并持续关注财税改革动态。例如，针对《财政法》立法，她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国内财政乱象（如地方债务不透明、税费法规零散）提出具体建议。

三、聚焦法治化与民生痛点

1、推动税收法定原则落地

赵冬苓是“税收法定”的坚定倡导者。她提出“2020年前将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新设税种必须由人大立法”等建议，并推动“税率法定”写入《立法法》。这一原则旨在限制行政权、保障纳税人权利，如她强调“条例升为法律前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2、回应新兴领域监管需求

她关注直播、娱乐业等新兴行业的税收问题。例如，针对直播纳税缺乏操作指引，建议制定分级分类管理规则，平衡税收监管与行业创新；呼吁优化娱乐业税费结构，取消歧视性收费（如文化事业建设费），促进文化产业公平发展。

四、务实策略与公众意识唤醒

1、分阶段推进的务实路径

她提出“五年内收回税收立法权”“委托专家团队起草税法草案”等操作性建议，并主张对现有税种分类处理（如取消印花税等不合理税种）。同时，她建议地方税立法权下放至省级人大，而非地方政府，避免权力滥用。

2、强化纳税人意识与预算透明

赵冬苓认为“预决算公开是阳光政务的核心”，推动细化预算公开至“目”级科目，便于公众监督。她还提出在购物发票中列明税费，让公众直观感知纳税义务，唤醒公民意识。

五、成果与影响力

1、政策转化：其议案直接推动“税收法定”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并促成《环境保护税法》等立法中地方人大对税率的决定权。

2、行业评价：学界称她“极具公共关怀”，媒体誉其议案为“含金量最高”，而她自评履职“60分”，认为“只是正确时间说了正确的话”。

总结

赵冬苓的财税建议能力源于多重因素：法治追求驱动的问题敏感度、跨领域合作的专业支撑、务实策略与公众意识结合的提案思路，以及人大代表身份赋予的责任感。她通过财税议题切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推动了制度进步，也重塑了公众对“代表履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