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看财经2642：长三角成为主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强调要始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着力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要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要加快完善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要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要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上海市要更好发挥带动作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要各扬所长，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不断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6月5日至6日，2024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温州市举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这个很重要。

会议深入分析新形势下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使命、新任务，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关于强化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职能建设的实施方案》，聚焦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率先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六大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重大事项。

会议认为，长三角聚焦“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坚持上海龙头带动，苏浙皖各扬所长，深化跨省市合作，促进全方位协同，在规划政策体系、改革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推动长三角地区强劲活跃增长极的功能不断巩固提升。

2019年12月6日，发改委副主任罗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一极三区一高地”是长三角的战略定位。

“一极”指的是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2018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明确提出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强劲活跃增长极要求长三角地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创新策源能力，提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竞争能力，在促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中发挥“稳定器”和“主引擎”作用，增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三区”指的是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一高地”指的是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会议指出：

要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要聚焦一体化发展制度保障，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要聚焦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

要聚焦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要聚焦构筑区域风险防控体系，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

要聚焦率先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共同推进文化和旅游一体化发展。

要聚焦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凝聚一体化发展合力。

每次给省外民主党派骨干、代表、委员培训班讲课，我都建议大家“把专业研究与参政议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心想事成，事半功倍。费孝通先生就是榜样。

2020年7月15日，《上观》发表文章《这位副国级领导最早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和“上海龙头说”，并和上海江苏浙江分别交换意见》。

1990年在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前后，费孝通多次来沪考察，根据考察结论就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建言献策，为浦东乃至上海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并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回国后，他担任西南联大教授，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向民族研究。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他对教育改革、区域经济研究规划等提出建议，被称为“多党合作这支交响乐里的第一小提琴手”。

1990年1月27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看望邓小平时，汇报了开发浦东的设想。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3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与此同时，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也在思考上海怎样开发的问题。

1990年初，费孝通到民盟中央，与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高天、叶笃定，秘书长吴修平谈话。他说孙中山先生曾计划在长江三角洲建立“东方大港”，我看上海最适宜，现在时机和条件都有了，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考虑。这以后，他多次和民盟中央负责人谈话，思路逐渐清晰。他提出如果以上海为龙头，以苏、浙两省为两翼，以长江流域为脊梁，就能带动全局的腾飞。他担心地方观念会影响这个战略，表示要和上海、江苏、浙江的领导分别交换意见。

当年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费孝通和钱伟长多次拜访上海、江苏、浙江代表团，同代表团领导和代表委员们商讨开发长江三角洲的设想。

4月9日，他以民盟中央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的建议书。4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约见费孝通和民盟中央领导，当面听取意见。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同年5月7日，费孝通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上说：“上海正在浦东进行开发建设，搞成以后对大家都有利”，“浦东开发区绝不仅仅是为了上海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整个中国从西到东这条龙的腾飞。上海成为这条龙的头，为这条龙的腹地服务”“民盟中央鉴于这个形势提出了一个意见，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包括一市二省。目前的问题是苏、浙、沪一带工业企业有趋同性，企业趋同，产业结构趋同，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缺乏一个照顾全面、为各地工商业服务的机构，致使长江三角洲以及所联系的腹地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要真正搞好沟通，还要花大力进行研究探讨”。

同年7月9日，在结束江苏、浙江、上海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后，费孝通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题为《长江三角洲之行》的文章，就“上海龙头说”和“长江三角洲开发”再次作出阐述。“我们所设想的开发长江三角洲与浦东开发区是什么关系呢？显然，二者原是一回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彼此衔接，互相补充。其实，从全局看，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这种关系方面，而在于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是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我认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这是因为上海的地位本来就与深圳大不同，再说现在腹地的经济状况与80年代初期也大不相同了。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苏、浙，甚至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的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上海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应在经济上成为江、浙及沿江城市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服务站。”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1995年11月，费孝通随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各民主党派、工商界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来沪考察，亲眼目睹了浦东和上海的巨大变化，发出“龙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的感叹。回到北京后，他通过民盟中央于12月15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就港口建设、进一步密切上海与“八员大将”（即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联系、扩大长江水运能力、增强两岸实力等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199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建议非常重视，已送中央领导同志并有关部门参阅，同时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研究提出意见。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函告民盟中央：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正着手研究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建议》中提出的意见，将在规划中吸收。《建议》中有关港口建设及其他意见也在研究落实中一并考虑。

民主党派，天生就是提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