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车改自述# 专业

2020年1月29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查组赴湖北省黄冈市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送检情况。面对督导组的询问，2017年3月起担任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唐志红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含糊其辞。
2020年1月31日，黄冈市委研究同意，提名免去唐志红同志黄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其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三年之后，传来新的信息：2023年2月18日，黄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任命唐志红同志（女）为黄冈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这才是专业对口。她1994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10月作为重庆市人的她到黄冈市麻城市司法局工作。1999年12月担任麻城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这都是专业对口的。之后就有点跨界了。
2020年上半年，我一直呼吁要专业对口。卫健委主任、医院院长、书记，都应该让医科生来干。武汉抗疫初期，几位院士提出了很好的观点与建议：会人传人、封城、疫苗、分四类处置、建方舱，包括中医方舱等。
这个建议，与公车改革、党校研究生不到大学当校长书记、除了乡村本地人不当书记一道，构成我最得罪人的四大建议。
2020年上半年，我提的与人事有关的建议有以下几条：

1、以健康副省（市）长替代金融副省（市）长的紧急建议（1月24日）
这些年来，中央往各省市（省会城市）派遣金融副省（市）长，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金融副省（市）长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相反，地方分管健康的副省（市）长又不都是懂医疗健康的，关键时候又起不到什么作用。
一位老企业家的话说的好：健康是“1”，其他什么都是“0”。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发展的再好，一场疫病来了都没有了。所以，一个地方的健康水平很重要。一个地方的最高医疗官的任命非常重要。
建议，中央下派健康副省（市）长替代金融副省（市）长。
健康副省（市）长的基本条件如下：
（1）在厅（处）级岗位上工作了三年以上。
（2）第一学历是正规（重点）医学本科院校毕业。最好是“211”大学。
（3）有在医疗机构工作过的经历。懂医疗程序。
（4）在医疗健康领域有“一票否决权”，直接听令于中央最高医疗机构。

2、卫健委主任要进行半年以上的培训（2月2日）
当卫健委主任，不懂基本医学，是很可怕的事情。
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就是一个案例。
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不懂医的卫健委主任。因此，建议各级非医科毕业的卫健委主任到专业院校学习半年再上岗。
以下就是很理想的培训基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前身是1976年设立的同济医学院预防医学系，1999年更名为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2000年同济医科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合并，公共卫生学院成为华中科技大学下设的二级院系。
学院现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在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名第1，是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公共卫生学院现设有6个系、1个研究所、1个实验教学中心：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社会医学系、卫生毒理学系，环境医学研究所，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
各省可以找类似的学校作为培训基地。
当然，只懂医学还不够，还要有责任感。

3、当前可以在湖北每个县区派驻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2月27日）
针对荆门市统计上报2月19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07”问题，湖北省纪委监委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荆门市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工作中，把握政策不准、履职尽责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书记、市长予以诫勉；对其他有关人员分别予以相应处分。
早在2月9日，针对深夜转运病人，服务不到位，武汉市副市长、武昌区、洪山区区长被中央指导组约谈。
26日，网上最热的问题就是，监狱刑满释放人员，在武汉封城、插翅难飞的情况下，怎么到了1174公里的北京家中？
更可怕的是，“送人回家”这样的“好人好事”，最近1个多月湖北监狱已经做了好几次。
而且，湖北监狱方面很坦然地说：制度规定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扣留。
唉！被封城一个多月的武汉人用“脚”都想得出来：监狱的刑满释放人员中的非武汉人，出了监狱，就是“滞留武汉的外地人”，那是绝对不能出城的。
为什么一个法治部门的人员不懂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呢？难怪要享受双重调查的“待遇”了——省里的调查组与司法部的调查组。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知，我们的干部在“边学边干”，有的学会了，就认认真真地去落实，干的还不错。有的没有学会，糊里糊涂地干，就出差错了，误国误民误自己。
确实，我们不能等大家都学会了再干，因为时间不等人，病毒不等人。
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解决这个问题呢？
答案是有。
给湖北的每个区县派驻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每个地级市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组，直接听令于位于武汉的中央指导组。
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模仿各省派出医疗队的做法。
我1月27日就提出了《关于一个省市区医疗队人与物援助湖北一个地级市的紧急建议》。
现在，在湖北的外省、军队医疗队人数达到38000人。
湖北每一个县区都有外省的医疗队在救治病人。昨天，中央指导组提出，如果县里的条件不够，就集中到地级市所在地救治。
面对湖北从上到下不太了解疫情、不知道病毒厉害的干部队伍来说，短时间内要把他们训练成为“公共卫生安全专家”，这太难了。“臣妾做不到”。
有一条捷径，就是从各省市区抽调300名左右的副处以上的各地公共卫生安全专家，进入湖北每一个县区，直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尽快进入战时管理模式。
有的干部还是用平时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现在可是战时管理模式。
湖北监狱系统就是一个典型。有两大问题，监狱出现数量不少的确诊病例，特别是女子监狱。用警车“礼送”刑满释放人员回家。有谁敢拦？
之所以造成这个问题，就是监狱系统的平时模式，没有及时转换为战时管理模式。从而犯了低级错误。
如果一开始湖北监狱系统就入驻一位公共卫生安全特派员，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战时管理模式，从而避免这些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是人员是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部分。
2月14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涉及到人财物三大方面，在武汉、成都、广州、上海、北京、长春等节点城市，设立大规模的仓库，医疗中心，以及一只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安全管理队伍。黄奇帆先生建议，十四五规划投入2000-3000亿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办一所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安全大学，这些都是好建议。
我的建议是，这一批公共卫生安全专家，平时分散在各省市区，有事时集中使用。
北京统计局就是这样，从2003年起，市区所有统计执法人员，一年集中到一个区，搞拉网式统计执法大检查，每个区挨着来。效果极好。2003年我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参加国家统计局的培训班，与当时的北京市统计局崔局长认识。了解这个情况。
四是提高疾控中心的权力。
27日上午10时，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
钟南山院士说，12月中下旬，新冠肺炎已经出现了人传人，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了解，也没有得到重视。当时情况报告了地方CDC（疾控中心）、国家CDC，CDC的地位太低了，只是卫健委领导下的技术部门。专家组非常明确地提出已经有人传人，CDC只是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告，地方政府决定是地方政府的事。CDC要有一定行政权。
因此，赋予疾控人员特殊的权力，作为特派员进入所有省市区的区县工作一段时间，是没有障碍的。
最后，我们推演一下：
1月23日，封城、封小区、封超市（只团购）、派出特派员，那结果会怎么样？
即使现在给湖北各县区派特派员也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