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饥饿年代的教师特供证

1960年5月，我在经历了十年的戎马生涯后，转业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武汉市武昌区教育局秘书科工作。

那正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人人都在想方设法搞吃的，红薯、藕、南瓜、萝卜，此时都成了抢手货，成了许多家庭的主粮。然而在教育界，由于只有男27斤、女26斤的口粮，许多教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有的还患上了肝炎、浮肿、妇科病，还不时传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昏倒在讲台上的消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局长找到我，说考虑到我曾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锤炼过十年，还立过两次三等功，是个值得信任的同志，所以要交给我一个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当我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后，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特供证”递给我说：“你也知道，当前我们的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状况，导致许多教师患上了各种疾病，为了保住这支队伍，我向市区政府申请了多次，终于要到了一张‘特供证’。你的任务就是办一个类似小型疗养所，将我局下属中小学中一些有疾病的老师分批安排到疗养所休养一个月，这张特供证能到特定的部门买鱼肉、糯米、红糖、猪油、鸡蛋、黄豆、红枣这些营养品，你一定要把好关，让这些来之不易的营养品全部都用在教师的疗养上。”

我既感动，又觉得光荣，党和政府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还能为教师们提供“特供证”，这是关心教育的体现，而我成了持“特供证”的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啊！我一定要为老师们服好务。

接下任务后，我立即在局下属的学校里四处考查，终于在一个校园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栋三层楼房可以作为前来疗养老师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为食堂、餐厅和治疗室，还能隔离成独立的小院。地址选好后，局领导又选拔炊事员、医生等相关人员，组成了工作班子。随后，局里也把相关的经费拔到我处，按局里规定，前来疗养的教师不需要交钱，只交粮票就行。

一个月后，疗养所开张了。我开始每天拿着“特供证”到各个特供点去购买鱼肉、鸡蛋等营养品送到疗养所食堂。

我持有一张“特供证”的消息一时传开了，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毕恭毕敬。但我始终告诫自己：不能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关。当亲友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帮他们买点“特供食品”时，我都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曾有一个老战友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怀孕了，急需红糖和鸡蛋，要我用“特供证”帮他买一点。我说：“老战友啊，我怎么能放弃原则开后门呢？想想那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吧，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坚守和克服的呢！”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老战友想通了。但为了帮助老战友，我将自己转业前节余的一点粮票、布票全给了他，自己每天靠吃蒸藕、萝卜汤、糠菜饼子度日。

有一天，我去特供点购买排骨时，正好没有新鲜排骨，只有卤排骨。当卤排骨称好放到面前时，我实在挡不住那香味的诱惑，就以尝尝的理由吃了一小块。送到疗养所食堂时，虽然管理员没说什么，但我心里特别尴尬，古人云：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我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贪吃了，不要为了一点吃食毁了自己的清白和前程。

我开始更加严格管理疗养所的食堂，每一斤食物做多少份，可供应几位教师，都计算得不差分毫。还将疗养所的工作人员集中单独吃饭，不沾一点“特供证”的光。

在疗养所疗养的老师们经过一个月的营养补充，大多恢复了颜面生机。他们临走时，总会拉着我的手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回去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通过在疗养所的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受教育，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教育局的领导们没有一个找我利用“特供证”为他们购买食品，还有一些老师来疗养了几天后，就心里牵挂着学生，说身体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讲台。

这些感人的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原来从部队要求转业到地方，是想考大学的，但通过办疗养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教育上干一辈子。

一张饥饿年代的“特供证”，改变了许多教师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