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的风雅与焦虑

晚明那位爱繁华，好精舍美婢，好娈童鲜衣，好美食骏马，好华灯烟火，好梨园鼓吹，好古董花鸟的张岱，在笔记《陶庵梦忆》里写过一篇小文字《方物》。所谓“方物”，乃是各地名产。张岱笔下的“方物”，有北京的苹婆果，山东的羊肚菜，福建的福桔，苏州的山楂糕、松子糖，杭州的鸡豆子、花下藕、塘栖蜜桔等，不可胜数。早年亦是纨绔子弟的张岱，自陈对这些方物极为耽溺，日为口腹谋，而今深感罪孽深重。

张岱的悔罪之感究竟是真是假，固不必论，倒是这篇记述明代物产的小文字使我们得以对丰富的晚明物质文化景观稍窥一二。就我浅薄的闻见来说，明代文人确实特别热衷于对日常风物的记录与描述。即就饮食而言，张岱笔下的“方物”之外，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嘉定南翔产的嘴、足、皮毛皆为黄色的三黄鸡，不仅味美，且可疗疾;蒋一葵《长安客话》记卢龙塞外有一种毛色深黄的黄羊，乃野味珍品;福建以荔枝、蛎房、子鱼和紫菜并称“四美”;辽东的海参明代已颇具名气，认为其性足可与人参媲美。

对于日常事物的好奇与关注，自与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文化传统相合，但另一方面，文人著述中大量出现的关于日用风物的甄别赏鉴，也确实表现出自明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因素：人口的急剧增长、纺织业的兴盛、商品专门化的出现、奢侈消费的习尚以及整个社会重商意识的增强。而与这些社会现象的变化相呼应的，则是明代文化景观的一系列转变。

商业变革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大众和个人生活的行为方式?在物质生产日益丰富的情境下，人们又是如何理解、看待围绕在身边的琳琅之物?不同种类的“物”又在中国文化以及文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牛津大学知名艺术史教授柯律格即在代表作《长物》中，以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一书为例，透过对于诸如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之类文人雅玩之于明代士绅精英文化生活的重要意涵的分析，进而为我们展现出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所谓“长物”，典出《世说新语·德行》篇中王恭的故事，相传其为人“清廉贵峻，志存格正”，故一身之外，别无“长物”，是以“长物”之称，即意指“多余之物”。既为多余，为何文人群体仍旧对这些长物日夜萦怀，眈眈逐逐?文震亨的好友沈春泽在为《长物志》所作序言中明确指出：“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换言之，恰恰是这些在旁人看来纯属闲事的“长物”，最能彰显出文人们的才情韵致——它们是才子们最耀眼的身份配饰。

但正如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中指出的，随着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平民阶层开始期待进入文化主流，雅玩的收藏购买也从原先为士绅阶层特有的文化消费行为，逐渐扩大为暴发户们附庸风雅的重要途径。由此文化精英们普遍感到一种文化的焦虑感，究竟如何同那些一夜暴富之流区分开来?

与卜正民一样，柯律格显然也意识到了明季士大夫对于文化话语权可能遭到的冲击的担忧。

首先，本不可估定价值的文化艺术品此时已日渐成为一种交易品。在第五章“流动之物”中，柯律格试图指出明代享乐之物背后的“商品情境”，亦即虽然人们普遍对艺术品价格讳莫如深，但透过当时史料的比较，仍可发现明代确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以及各种形式的艺术品交易”。当铺、古董店以及各种市集，都不乏书画、文玩买卖。而诸如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知名画家的作品，已然成为“一种浓缩的资产”，代表的不仅是货币价值，更是不凡的文化品位的象征。

而经济发达带动的奢靡风尚，令明代士绅精英颇为不满。他们认为奢华浪费的世俗风气将不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奢靡之风已然冲击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的规制，举凡饮食、着装、出行等，皆不遵定规，肆意铺排。而最令他们深感不安的，乃是平民阶层对诸如文玩雅物之类“特定文化消费类型的亦步亦趋”，好比《金瓶梅》里对西门庆书房的描写，小至文具、铜炉，大至几案、桌椅，处处绮靡华丽。

因此，诸如《长物志》《格古要论》《遵生八笺》等赏鉴之书的撰写，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文人雅物作切实精要的绍介点评，更重要的是通过品评、鉴赏来区分社会地位。一如布尔迪厄著名的“区隔”理论所正确揭示的，文化资本是以趣味为基础的货币，精英阶层通过文化资本的使用来保持与较低阶层之间的无形边界，并使文化区隔继续保持下去，而这种资本的关键内容正在于对高雅艺术与知识的高度鉴赏能力。换句话说，不论明代有多少西门庆式的土豪可以一夕之间罗致各种奇珍名玩，但凡他们不具备这种赏鉴能力，那么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个不足道的暴发户，根本没资格越过文化资本所严格界范的社会阶层“区隔”。

而当我们基于如上眼光来考察明代物质文化的发达与赏鉴文献的丰富，就会理解柯律格所强调的，不能仅仅将关于“长物”的写作看成是士大夫们“愉悦的安全的发泄口”，恰恰相反，有关“长物”的文化消费是明代社会转型时发生在社会层面的一种关键话语。

也就是说，青烟袅袅、图籍满架以及书画供养的赏鉴话语，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中国古代文人悠闲清雅的生活景观，更迫切也更现实的意涵，乃是通过掌控这些看似“琐屑”“闲雅”的文化话语，来解决因为商人的崛起所导致的旧有的文化“区隔”的改易，最终得以“始终保持领先一步于那些意欲取代其文化权力操控者地位的人”。

柯律格以这样一部深切简明的作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再只是将士大夫们的赏鉴话语单纯视为文人雅兴的一种表现，或仅仅将之作为晚明士人对于严酷的政治现实的一种逃脱，而是将原本静态的古董雅物置于一个与社会生产以及文化消费互为关联的动态语境中去，那么这些“长物”也就不再是多余之物，相反它们成为一个时代物质文化消费的生动的言说者。

虽然我坚信，西门庆在今天，会被推许为有情怀的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