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雨 外三章

四月的雨 外三章

作者：陈汉临

油菜

春天一到，老家的田地里全是黄灿灿的油菜花，路过的人和慕名前来的游客都要停下来，倘佯在花海里拍几张照片，留下美好的瞬间。

小时候我也种过油菜。秋天育苗，等苗长到三四片叶子就移栽到地里。活了以后要施肥、打药，冬天还得抽沟排渍。熬过冬天，油菜就算成型了。到了三月开花，五月收割。收回来脱粒，把油菜籽送到榨油坊，榨出来的菜籽油黄澄澄的，炒菜特别香。 现在种油菜跟以前不一样了，全是机械化和人工智能。用拖拉机翻地，用无人机撒种、施肥、打药，用联合收割机收割，上百亩地一天就收完了。 油菜全身都能用。太密的苗可以拔了炒着吃，菜薹炒腊肉更香。菜籽油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富含油酸、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适合煎、炒、炸等多种烹饪方式。 油菜花开只是它生长中的过程，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沉甸甸的果实。花开是景，花落是油，花好看，油更香。 2026年3月23日写于圆梦园农庄

清明感怀

我今年六十九了，退休也已经九年。人到了这个岁数，日子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一眨眼就是一天，一晃眼就是一年。

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坟，觉得是件好玩的事。那时节兴土葬，村后的山坡上，各家各户都有一块祖坟山。清明前后，大人们扛着锹，提着篮子，我就在后头跟着。到了坟前，先用锹挖一个圆圆的土块，端端正正地戴在坟头上，然后烧钱纸，黄黄的纸在火里卷曲、发黑、飘起来，变成灰，再放一挂鞭炮，噼噼啪啪的，把村庄的寂静都震碎了。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生死，只觉得好玩，看着青烟往天上飘，心想这烟到底飘到哪里去呢？

大约二十年前，村里建起了公益性公墓，把各家各户散落在各处的坟墓都迁到了一处。整齐的水泥格子，一排一排的，像个村落。起初有些不习惯，觉得太规整了，少了些野趣。可慢慢地，也感觉到它的好处来了，清明前后，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来祭扫了。你碰到我，我碰到你，站在墓碑间的小路上寒暄或互相打招呼。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寒喧却了解了许多消息。谁家的老人去年冬天走了，谁家的儿子得了孙子，哪个小学同学上个月查出了病……这些消息，就这样在墓碑之间流传着。我渐渐知道，有几个小学、初中的同学，已经住在这公墓里了。看着他们墓碑上的照片或刻字，年轻时的模样还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怎么一转眼，就成了石碑上的黑白照呢？ 站在公墓里，看着那些熟悉的不熟悉的名字，我常常想，生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有的人活到九十几，无病无灾，睡一觉就走了；有的人才五六十，病来如山倒，拖了些日子，还是走了；还有些人，走得突然，谁也没想到，一场车祸、一次意外，一句话都没留下。生命就是这样，由不得你算计，也由不得你准备。

回想自己这一辈子，年少的时候，充满幻想，轻狂幼稚；中年的时候，拼命奋斗，为名为利，为家庭为孩子，纠结在各种矛盾里，常常夜不能寐，想着这个没做好，那个不如意。现在到了暮年，反倒平静了。那些曾经放不下的，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曾经争来争去的，如今想想，不过是过眼云烟。 人这一生啊，就像四季。春天发芽，夏天繁盛，秋天结果，冬天凋零。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样子，勉强不得。到了我这个岁数，就是冬天了。冬天的树，虽然叶子落光了，可根还在地底下扎着呢。静下来了，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的时候好好活，走的时候才走得从容安详。

公墓里很安静，只有烧纸的味道和偶尔的鞭炮声。阳光照在墓碑上，影子短短的。我想我将来也会到这里来，和我的亲人们以及那些老同学、老邻居们做伴。这没什么好怕的，就像小时候跟着大人上坟时，大人们说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走累了，走完了，就该歇着了。 既然还走着，就要好好走。每天早上醒来，看着窗外的天，觉得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该吃吃，该喝喝，和孩子们多联系，和老朋友们多交流。想做的事情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就不勉强。心里头那些放不下的，就放下吧；那些想不通的，就不想了吧。通透一点，简单一点，这余生，也就有意义了。 清明的风，和煦拂面，我慢慢地往回走。人生就是这样，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像这清明的时节，年年都有，可每年都不一样，有时春雨绵绵，有时艳阳高照。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了。 2026年4月5日写于圆梦园农庄

四月的雨

说起四月的雨，心里头便浮起一层软软的、潮潮的感觉。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那是一种细得不能再细的雨，像牛毛，像花针，密密地斜织着，织出一片朦胧的、诗意的愁绪来。

可今年四月的雨，却不像诗里写的那般温顺了。 我所在的武汉，这地方的春天本就短，像是冬天与夏天之间一个仓促的过场。而今年，这过场更被一场暴雨搅得有些狼狈。记得那天，天色从清晨起就阴沉沉的，压得极低，像一块吸饱了水的灰棉絮，随时都会坠下来。果然，傍晚时分，雨便来了。起初还带着些四月惯有的斯文，淅淅沥沥的，打在窗玻璃上，画出一道道歪歪斜斜的水痕。可不过一两个时辰，这斯文就全然不见了，雨点骤然密集起来，猛了，急了，成了千万条鞭子，狠狠地抽打着屋顶、地面、树叶。那声音，不再是“淅沥”，而是一片混沌的、强有力的轰鸣，仿佛天上有数不尽的水闸同时打开了。还有那风，不是和煦的春风，而是带着哨音的、蛮横的狂风，足有八到十级。它把雨幕撕碎了，搅成白茫茫的一片水雾。路旁的法国梧桐，新叶才张开不久，就被狂风暴雨摧残，好些枝条都被折断了，狼狈地垂着头。车辆都慢了下来，亮着灯，在积水的路上小心翼翼地挪着，却还是溅起半人高的水花。繁华喧嚣的城市，车水马龙的街道，竟成了一条条湍急的河流。

这暴雨，竟下了整整一夜一天。 然而，大自然的脾性，到底是叫人捉摸不透的。第二天傍晚，那咆哮的怒汉，又变回了温婉的处子。雨住了，风也歇了，云层渐渐裂开缝，透出淡蓝的天光来。我走出室外，一股清冽的、带着泥土与草木芬芳的空气，立刻涌了进来，直透心肺。那种清新，是洗去了所有尘埃的、纯粹的清新，让你忍不住要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几口。世界像是被重新上过一遍颜色，绿的更绿，红的更红。

可不是吗，我家圆梦园里硕大的香樟树，叶子被雨水冲刷得油亮亮的，像涂了一层蜡。圆内的所有树木、植物，原先还灰扑扑的，这会儿却精神抖擞地挺着腰杆，每一片叶子都绿得要滴下来。最奇的是那些花卉，先前还只是静悄悄地开，一夜之间全都盛露争艳，花瓣上还挂着水珠，娇艳欲滴。那些月季、杜鹃、茶花，更是开得泼辣，红得像一团火。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洗礼，万物都得了滋养，憋足了劲儿要生长，要绽放。

雨后的世界是清新的，也是忙碌的。我想起前些日子朋友从郊外发来的照片，心里便惦着那广袤的田野了。该是插秧的时节了吧。农人们是看天吃饭的，这暴雨虽然凶猛，但也给田地蓄足了水。雨一停，他们定是闲不住的。该是挽起裤脚，踩着没小腿肚的泥水，弯腰在水田里忙碌了。他们将一撮撮嫩绿的秧苗，整齐地插进镜面般的水田里，也把一年的希望，稳稳地栽了下去。这雨，给城市添了麻烦，对庄稼来说，却是一份厚礼。

视线从远处收回来，落在近处的一片油菜地里。前些日子还黄灿灿一片的油菜花，早已谢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那一个个细长的、嫩绿的菜籽荚，它们饱满地、含蓄地低着头，在微风里轻轻摇晃。那一片绿色，是另一种生机，是沉甸甸的、快要溢出来的生命力。 只是这四月的天，终究是个善变的孩子。你正享受着雨后的晴暖，或许下一刻，一片云飘过来，天色就又暗了。那细细的雨丝，又不紧不慢地落下来，落在你的发梢上，落在你的肩头，凉丝丝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缠绵。气温也随着这晴雨起起落落，仿佛在故意逗弄你，让你今天穿了单衣，明天又不得不翻出收好的夹袄。 这便是四月的雨了。它不像春雨那般一味温柔，也不像夏雨那般暴烈无常。它有自己的脾气，会任性，会胡闹，但闹过之后，却留下一个葱茏的、清新的、充满希望的世界。 2026年4月16日写于圆梦园农庄

寻访王世杰故居

四十年前，我在武汉大学求学。一次散步中，偶然看见一座雕像，底座上刻着“王世杰”三个字。那时我才知道，这位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说来惭愧，在武大读书那两年，我对他的名字只是匆匆一瞥，并未深究。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名字就那样刻进了脑海，再也没有忘掉。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今年四月，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看一看王世杰的故居。朋友们听了都说好，于是四月中旬，我们一行十余人驱车两个小时，从武汉直奔崇阳。

王世杰故居在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车子下了高速，拐进乡间小路，两旁是绿油油的田地，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村子不大，房子就坐落在岭上，背靠小山，面朝田野，安静得像一幅画。 故居是两栋老房子，一栋是清代中期的祖屋，一栋是晚期的老屋，典型的鄂南传统民居。青砖灰瓦，木梁木柱，中间有个天井。站在天井下抬头看，一方天空清澈透亮，阳光斜斜地洒进来，照在青苔斑驳的地面上。

老房子刚修缮过，修旧如旧，没有搞得太新太亮。砖还是那些老砖，瓦还是那些老瓦，摸上去粗糙而踏实。陈列馆就设在老屋里，墙上挂着照片，柜子里摆着旧物，安安静静地讲述着一个人的一生。 1891年，王世杰就出生在这里。他从小聪慧，十四岁考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后来官费留学英国、法国，一路读到了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一个崇阳乡下的孩子，走这么远的路，读这么多的书，放在今天想想，都觉得不容易。 墙上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目光清朗，意气风发。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毕竟是少数，而他不仅读到了博士，还与人合著了《比较宪法》，成了中国法学界的经典之作。可他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留在北京上海，而是回到了故乡湖北。

1929年国民政府委任王世杰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那一年他三十八岁。 当时的武大还不在珞珈山上。王世杰来了之后，做了一件大事：他和李四光等人跑遍了武昌周边，最后选中了珞珈山，要把大学建在山脚下、东湖边。有人说那里太偏，他说，大学就应该远离闹市，让学生安心读书。 他亲自筹款、督工，在一片荒山上建起了武大的第一代校舍。那些老建筑，如今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樱园的老斋舍、行政楼、图书馆，都是他那时候打下的根基。

站在故居里看着那些老照片，我突然想起四十年前在武大读书时爬上樱顶看落日的情景，那时的我们，踩着的台阶、倚着的栏杆，可不就是王世杰当年一块砖一块瓦建起来的么？ 他当校长四年，做的事情远不止盖房子。他到处挖名师，聘来了闻一多、胡适、任凯南等一批大家；他提出“经费独立、教授治校”，让大学真正成为做学问的地方；他还定下了“明诚弘毅”的校训，要学生既明事理、又诚心做人，既胸怀宽广、又坚韧不拔。

说实话，我在武大读书时对这些历史并不太了解，如今站在他的故居里重新回望，才觉得那座山、那片湖、那些老房子，都是有来处的。其中珞珈山的原名叫罗家山，是后来闻一多先生改成了现在的珞珈山，看起来听起来更有诗意。 王世杰后来离开了武大，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了台湾，晚年执掌中央研究院。他这一生，头衔很多，职务很多，可在他心里，最重要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武汉大学校长。1981年，他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岁。遗嘱上只留下一个身份：“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他把自己收藏了一辈子的珍贵字画，全部捐给了武汉大学。

我读到这一段时，心里忽然一沉。一个离乡数十年的老人，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不是故居青砖灰瓦里的童年，不是巴黎求学时的意气风发，也不是官场上的那些荣耀，而是珞珈山下的那所大学，和他教过的那些年轻人。

他把字画捐给武大，是因为他把那里当成了家。 我们在故居里转了一个多小时，看照片，看文物，看那些泛黄的档案。出来时，阳光正好，回头岭上的老屋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四十年了，从珞珈山的那座雕像，到今天回头岭上的这座老屋，我终于把一个人和他的来处、他的坚守、他的归处，串成了一条完整的路。 走出村口，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青山不老，老屋还在。王世杰的故事，一定会被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传承下去。 2026年4月27日写于青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