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乡村（外三章）

最后的乡村（外三章）

作者：陈汉临

我的家乡老桥村，曾如青菱湖畔一颗明珠，静卧于野湖与青菱湖之间。如今，旧日毗邻的村落早已消尽，化作一片连片楼群与工业园区的灰色丛林。唯有老桥村，因为湖泊生态保护区的规划，倒成了都市森林里最后一块绿洲，仿佛被时光遗忘的孤岛。

如今站在村中的田埂上眺望，青菱湖依旧荡漾着清波，野湖也未曾枯竭。但举目所及，环顾四周，村子已然被高楼、厂房围合夹在中间。有时，从城里回村探访的老邻居们立于老屋前，脸上浮出恍如隔世的神色，目光越过起伏的丘陵，那些曾经熟悉的田园，如今已化作钢铁森林了。

然而，这被遗忘的角落，竟成了城市喘息的一叶绿肺。村中草木葳蕤，鸟儿啁啾，塘水清冽。我恍然明白：这看似偶然的保留，实在是一种珍贵的必然——它不再仅是记忆的碎片，而更似一块活着的生态绿洲，在钢铁与水泥的包围中，倔强地守住了一抹泥土气息与天籁的余温。

时代奔流不息，车轮碾过，许多东西注定如沙般从指缝流走。老桥村这枚遗珠，竟在城市文明的夹缝里寻得了位置，成了城市水泥森林中一块活着的绿洲。它绝非旧物陈列的橱窗，乃是城市呼吸中不可或缺的肺叶——生命不灭，自有其根须盘绕于土地深处；只要还有一方泥土倔强地绿着，便如同在喧嚣中始终为人心存留着一片静默的安放之地。

难忘的九八防汛

一九九八年那灼热的夏天，长江的惊涛骇浪凶悍地涌来，那滔天的水势仅稍逊于一九五四年。在青菱乡，全体的乡村干部、辖区子弟兵、企事业单位与广大乡亲们，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如同江河汇海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防汛救灾的战斗中。

防汛大军兵分两路：一路守护长江大堤，另一路排除内涝积水。蜿蜒绵长的长江大堤上每隔一公里搭起了简易的临时哨棚，印着各单位名称的红旗迎风招展。时值七月底至八月的酷暑时节，烈日当空，热浪袭人。堤上的防汛大军，人人皮肤晒得黝黑，衣服被汗水湿透。他们身后守护的，是大武汉和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与安宁。

杨泗矶堤段是被国家防总备案的险工险段，物资器材与人员皆向此处集中保障。整个长江大堤上，全天候进行着拉网式巡查。巡查员们脚踩泥泞，目光如鹰隼般锐利，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散浸立即报告防汛指挥部。顷刻间，水利专家赶赴现场，顷刻间，挖掘机开到现场，一辆辆大卡车运着石料石灰粘土迅速封堵散浸区域，不一会工夫建起了一处圧浸台面。

那些日夜，人们以凡人的筋骨对抗着肆虐的狂澜。这堤防不仅是土石垒成的屏障，更是万千普通人用信念与汗水浇筑的生命防线。它在洪峰前岿然不动，经过一个半月的坚守，狂傲不羁的洪峰终于被降服了，英雄的武汉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难忘的98抗洪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好心中。

生命顽强

2001年元月七日，我突然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车祸，造成右腿胫腓骨粉碎性开放性骨折。在省人民医院里，由于我骨折处大面积皮肤坏死，截肢方案无情地摆在面前。那时躺在惨白病床上的我，只觉世界灰暗无光，唯剩一片茫茫虚空，似乎再也无力拼凑起自己的明天。

然而，医生们却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主任为了做好这台手术，翻阅资料直至凌晨，最后决定采取外固定皮瓣转移手术，再将腹部皮肤移植腿部换掉坏死的皮肤。手术台上他亲自执刀，铁锤、铗钳、钢锯的敲击声依稀所闻，皮肉在刀下被精确剥离、重新缝合，我的腿与肚腹从此有了新的联系。手术持续了七个半小时。当手术室门推开，主任疲惫得瘫倒在沙发上。

转眼除夕到了。我与妻子相依于病房，窗外万家灯火，鞭炮喧嚣，窗内只听见彼此呼吸。她削好苹果递给我，我凝望着她眼角那不易察觉的细纹，温暖与酸楚在心底无声交织。年后回家卧床静养，我日渐灰心，向组织提出打劳保的请求。党委书记闻讯而来，浓重的麻城口音像颗炸雷：“你个裸日的，好好养伤！你的位置我留着，谁有意见我找组织部！”他粗糙的言语裹着滚烫的暖流，刹那间冲垮了我心中自怜的堤岸——原来生命于困厄中，终是被无数双手在看不见处稳稳托举。

第二年三月，我终于柱着双拐站起来。拐杖与水泥地面相碰，清脆地撞击出笃定的节奏。我一步步迈出家门，走向单位，走向人群，走向了失而复得的人间烟火。我逐渐明白，原来生命在断裂处重新接线，不独靠己身筋骨；原来生命顽强，是无数双手在暗中托举——医生呕心沥血点亮希望，亲人默默相伴驱散孤独，更有组织那粗糙却炽热的承诺垫起脚跟。

当命运将人推入深渊，残损处自会生出无数坚韧的臂膀：它们托举着生命穿越苦痛，顽强地走向光明。

难忘的“双抢”时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普遍要在六月中下旬开始抢收早稻，然后在八月一号之前复种晚稻，俗称＂双抢”。

1975年6月，我高中毕业就回乡参加了“双抢”。天还沉在黑蒙蒙的幕布里，脚已踩进了育着秧苗的水田里。早上要把秧苗扯起来，一把把地捆扎好，等到白天好把秧苗插到整理好的水田里去。收早工后，刚吃完早饭，队长又敲钟了，并扯着嗓子开始分派任务：割稻、整田、插秧——这便是一天开始之时的号角了。

割稻的人挥动着禾镰，稻子顺从般伏倒；插秧的多是妇孺之辈，她们边插边说笑，有时还唱起了插秧歌，至今我还记得两句：栽秧田里无大小，见到姑娘叫大嫂。中午匆匆扒几口饭，片刻不得休息，又得重复着上午的活计。夕阳西沉时，腰似乎已不属于自己的了。刚吃完晚饭，队长又吼着加夜工了，月光下人影幢幢，仍然是扯秧苗，为第二天的插田作准备。人们一直忙到八九点，才在浓重夜色里渐渐散去。

夜更深了，人却像散了架一样。那时候，一般的家庭还沒有电扇，只好把竹床和门板抬出来拼成床铺，点燃艾草权当驱蚊的神器。人躺下来，身下是硬邦邦的门板，硌着肩胛骨，仰头却撞见头顶深蓝天空中数不清的星星，仿佛缀满碎钻的幕布，无声地俯视着大地。由于一天的劳累，哪有心情欣赏美丽的夜空，不觉很快进入了梦乡。

为了加快进度，确保在八一之前完成双抢，公社派来的工作组，毎天到生产队检查督促。八一这个日子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催促我们拼命抢收抢种，唯恐误了农时。

拖拉机突突突地在田间作业，一片片田野铺上了绿装，收获的早稻一垛垛地堆码在稻场上，脱粒机日夜不停地轰鸣，扬净晒干的稻谷堆得象小山一样……

经过一个半月的披星戴月，终于在八一之前结束了双抢。生产队为了犒劳社员们，到镇上买了肉鱼，打了一顿丰盛的牙祭。队长宣布休息一天。此后人们又日复一日地忙碌于农事之中。

六七十年代的“双抢”虽然已成历史，但那段难忘的岁月，刻骨铭心，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