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重阳节,扶贫干部张忠富到金河村看望九旬老人。陈家云摄

　　在公布群众认可度之前,谭本仲心里有点儿“打鼓”。几个月后回想,他说自己当时“很自信,也有点担心”。

　　在全县大会上,这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委书记,曾一次次掷地有声地给干部鼓劲、加油、敲警钟。“如果不能如期脱贫摘帽,我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无法向石门68万父老乡亲交代!”

　　湖南石门县,湘鄂边陲,武陵山脉东北端,因地势险海拔高,被称为“屋脊县”。1986年,它被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贫困县；2011年,被纳入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2014年,这里有122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24户、82300人,贫困发生率14.4%。在2018年的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检查评估中,贫困发生率减至0.9%,群众认可度高达96.48%。

　　“石门做得比说得好!”考核评估组专家给出评语。这让谭本仲,也让石门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百感交集。听到“摘帽”消息的当晚,扶贫办一名干部赶回家看望父母,老父亲递来土酒苞谷烧,49岁的汉子连干三大碗,扑在桌上放声大哭。

　　脱贫攻坚,事非经过不知难。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识贫是第一场硬仗,扶志是冲锋号,产业是造血,监管是保障“粮草”,而扎根在这座大山里的一万多名党员干部,则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

　　在石门刚刚摘下穷帽的这个秋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蹲点在大山深处,见证和记录,为这场艰苦卓绝的胜利,留下注脚与缩影。

　　寻娃记:“一个都不能少”

　　2017年年末,石门县教育局对全县建档立卡家庭子女进行了一轮摸排,在一万多个孩子中,有一个叫小唯(化名)的孩子“消失”了。

　　根据户籍信息,今年11岁的小唯应住磨市镇坪塔村。可负责该村生源的九伙坪完全小学教导主任杨六华在学校花名册、坪塔村名册上,怎么也找不到她。

　　小唯的父亲说,2009年,孩子被母亲带走了,可能回了孩子母亲的出生地——河南信阳市某村。自那之后,双方再无联系。

　　“只要户籍在我们这儿,这就是石门娃娃。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石门县教育局局长廖琪宁当即决定,派教育股干部盛孝华和杨六华一起寻找小唯。

　　第一步,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网输入小唯的姓名、身份证号,在石门县域内没找到,又请求省教育厅、教育部查询,仍然找不到。

　　第二步,尝试在学籍网上用小唯的年龄、性别等信息注册,试图用注册系统的“查重提示”功能找到孩子可能的下落,希望再次落空。

　　盛孝华和杨六华依然不甘心,又从网上找到河南省某镇政府电话,辗转联络上该村村支书。

　　村支书透露,村里确实有个妇女,几年前带了一个和小唯年龄相仿的女孩回来,如今已经更名改嫁,孩子也改了名。说到这里,他开始顾虑重重,不愿继续透露。

　　“我们给村支书打了几十个电话。后来他烦了,索性不接,我们就换个号码继续打。”经不住软磨硬泡,村支书最终说出了孩子和母亲的新名字。

　　随后,盛孝华联络当地教育局,希望通过查找孩子学籍,确认孩子的身份信息,确保孩子正在上学。为此,石门县教育局、常德市教育局先后三次发去公函请求协助。

　　三次发出公函,100多个电话,耗时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更名后的小唯。“我们当时想,如果他们不愿协助,我们立马动身去河南。”千方百计,也不能漏掉一个孩子——仅2018年春季,石门县寻找到2894名“石门户籍+外县学籍”和234名“外县户籍+石门学籍”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信息,发放补助资金110多万元。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石门县的党员干部们,要在397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68万老百姓中间,精准找到每一个需要帮扶的贫困户。

　　谭本仲形容这是“进村过梳子,入户过篦子”,他甚至用石门土话编了一套“十看法”——

　　“一看房,二看粮,三看读书郎,四看家中有没有人进病房,五看家里劳力壮不壮,六看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畅不畅,七看群众是否有笑相,八看集体经济收入有没有进账,九看村容村貌靓不靓,十看支部班子强不强。”

　　“要扶贫,首先要识贫。”石门县扶贫办贫困监测组组长张兆霖说,为了不漏一人,县里的扶贫干部们几乎全年无休。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识贫是第一场硬仗。2018年,贫困县退出国家专项评估检查中,石门县错退率、漏评率皆为零。

　　追穷记:“懒汉”解心结

　　新铺乡永兴桥村的扶贫干部许元璋,他的首要任务曾经是“追人”。

　　这里是石门县供销社的对口帮扶村,山多地少,产业薄弱,是贫困面最大、程度最深的贫困村之一。

　　56岁的许元璋,是该村贫困户颜钦荣的帮扶干部。当地有干部说,颜钦荣曾是村里出名的“懒汉”,沉迷打牌、东游西荡、没正经生计。

　　2016年,许元璋带着一肚子语重心长来敲颜家的门,却没想到,颜钦荣总是躲着他走。有时,他得在村里四处找人,再去集镇上一家家打听行踪,还有时,他得在颜家一等就是大半天。

　　“老颜,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聊一聊啊。”家里没人,许元璋就打电话给颜钦荣,多数情况下没人接,就算通了,电话那头也敷衍着“就回了”,却三四个小时都回不来。

　　“我就爱这么过日子,怎么不行?”穷了大半辈子的颜钦荣,已经适应了既有的生活,也对扶贫能否“见真章”并无信心。

　　时间长了,许元璋有些委屈。“我想不通,毕竟他年纪比我小,我又是主动来帮他的,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呢。”

　　许元璋不死心,继续追在颜钦荣身后。这一追,就追了好几个月。

　　同在村里的县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潘湘衡看不过去了,把颜钦荣约到村部,想劝劝他——

　　“老颜,扶贫是个好事,能把你家的日子搞好,你要配合。”

　　“我不信!以前又不是没人来过,肯定搞不好!”潘湘衡看着歪坐在对面、叼着烟、跷着二郎腿的颜钦荣,气不打一处来,一言不合,两人便争吵起来。

　　那一场争吵,以颜钦荣一句“倒要看看你们搞成什么样!”结束。

　　村支书刘德兵,能流利背出颜钦荣的手机号,因为他经常打电话喊颜钦荣来自家吃饭,边吃边劝,有时也叫上许元璋。颜钦荣记不清自己在村支书家吃了多少顿饭,“许主任和刘书记一直给我做工作、讲政策,告诉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慢慢想法就有点变了咯。”

　　扶贫工作队进村几个月,破旧的村部修整一新,颠簸的村道平整了,不少贫困户开始发展养殖种植产业,有了稳定收入。

　　身边人的日子有了盼头,让目睹这一切的颜钦荣回想起和潘湘衡的争吵。他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

　　“许主任,要不你帮我找个事做?”经过好几天的思想斗争,颜钦荣主动找到了许元璋。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颜钦荣当上了村里的公益护林员,又学起了养蜂,件件都干得有模有样。他也不再躲了,“只要许主任给我打个电话,我就骑着摩托车去村部接他。现在路修好了,可方便!”

　　永兴桥村新修了9公里路,水、电、路都直通颜家。2017年秋天,颜钦荣养蜂挣了钱,护林员岗位也有稳定收入,顺利脱贫。

　　这一天,他和潘湘衡、许元璋、刘德兵聚在了一起。当年的“懒汉”踌躇许久,端起茶杯开了口:“潘主任、许主任、书记,以前不好意思,不知道你们是真扶贫,对你们态度不好。谢谢你们。”茶杯相碰,是心结打开的声音。

　　如今,颜钦荣成了村里最积极的“编外”村干部,大小事都热心帮忙。“我们老百姓不太会说话,但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帮了我们,我们也要帮政府。”

　　扶贫先扶志。记者走访中,多位扶贫干部说,追穷首先是为了扶志,而它不仅包括给贫困户鼓劲,还包括“千里劝学”——乡干部廖波,曾追了1200公里,到广东潮州劝一个辍学打工的孩子回乡读书。他说“教育是家庭的希望,是斩断穷根最有力的武器”。2017年,全县排查出疑似辍学学生17名,经过干部教师的工作,全部返校就读。

　　武陵山片区的这个穷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六年巩固率皆达100%。在2018年高考中,石门一中1370人参考,1258人考取二本及以上。全县一本率超出湖南省平均水平约28个百分点。

　　于脱贫攻坚战而言,扶志是吹响了冲锋号。

　　如今,颜钦荣所在的永兴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从38户123人减至3户5人,预计年内全部脱贫。这样的变化,也在120余个贫困村同步发生。

　　造血记:创业押上房产证

　　辞掉80万元年薪回乡创业的蔡云成,满心想扶贫致富,却遭了老乡们“冷遇”。

　　蔡云成是石门人,先后赴广西、广东、上海等地打拼,2016年返乡前,他已是上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每次过年回家,心里真不是滋味,一直想回来做点事。”2016年,蔡云成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回乡成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因为这个产业市场需求大,回报周期短,“马上就能见效”。

　　他向县里说起自己的想法,得到热烈的回应与支持,选址、建厂房很快完成。

　　2016年10月3日,回乡探亲的蔡云成见到了县长郭碧勋。郭碧勋问他:“回乡办养鸡场还有什么困难吗?”

　　“主要是门前路不好,进出运货不方便。”蔡云成实话实说。

　　当年10月8日,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为了解决“路不好”的问题,县里的干部就上门现场办公,没过多久,路就平整了。

　　与县里的热情截然相反,老百姓的态度却有点微妙。

　　蔡云成和县里商量,除了提供就业岗位,还以合作社作为担保,邀请乡里的贫困户,从金融扶贫项目中贷款5万元入股,每年固定分红。

　　“我想着,很多贫困户都不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不如入股合作社。我以为会有很多人响应,但大家都不出声”,蔡云成困惑了。

　　石门是湖南有名的柑橘之乡。10月,记者赴此蹲点,刚进入石门境内,只见漫山遍野的橘子树已经挂果,金灿灿的橘子在阳光下摇曳,空气中弥漫着橘香。

　　在一个老百姓习惯了种橘为生的地方,提出养鸡,就算蔡云成有资本、有经验、有规划,却没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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