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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从农村出来的放牛娃,为建立我军通讯事业深入虎穴搞电台
2020-01-17 11:42:39   来源: 红船杂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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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统筹 王梅梅】耿锡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红军老战士、我党我军优秀的无线电通信工作者、原四机部顾问。耿锡祥同志在极端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在物质条件匮乏、技术装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和战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使当时的有线通讯和无线电台通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毕生精力为我党我军通讯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他,从一个放牛娃出身的游击队长,成长为一个精通无线电通讯的专家型电讯事业领导人,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自发的革命人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


耿锡祥

 1909年10月8日,耿锡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关区西塆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三代雇农,三代人不识字。家里穷得没饭吃,姐弟4人中,姐姐7岁就被送人当了童养媳,耿锡祥5岁被送到外祖母家寄养,6岁就当了放牛娃,给人帮工放牛贴补家用。

  耿锡祥从小渴望读书却没机会上学,外祖母家的几个表兄弟在学堂读书,他们每天早晨在家反复唱读《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本,使他有了“听书认字”的机会。就这样早上听读书认生字,白天放牛抽空复习,晚上在油灯下用敬神的草纸对照书本抄写练字,几年下来好学的耿锡祥认识了不少字,并有了写算能力,为以后参加革命并在红军队伍从事技术工作打下了文化基础。

   1923年,14岁的耿锡祥过继给伯父耿显顺为子,第二年他结束寄住帮工,与刚搬回西塆的父母团聚,边务农,边学做挂面。生活略有好转时,却遇上三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交不上租子,地主收回佃田,全家只能靠打柴为生,跟当时其他穷苦农民一样,被逼得没活路了。

  1925年,中共黄安县特别支部,在黄安地区陆续开展学运、农运,广泛宣传五卅惨案、“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思想,在农村影响很大,贫苦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像干柴烈火般一点就着。这一段时期,耿锡祥常跟着叔父耿显和外出打工做挂面,走南闯北,大开眼界。既看清了社会黑暗,又耳闻目睹风起云涌的农运,加上参加当地“三民主义”夜校学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信念。1925年耿锡祥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打倒军阀列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游行,听了《民主革命》演讲,从此,这个16岁少年脖系红布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家乡的农民运动中。

  1927年春,黄安县党的特支改为中共县委,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迅速发展,革命形势高涨,到处红旗飘飘口号震天。区里成立农民协会,耿锡祥被选为农会委员,农民自卫队的队伍拉起来了,他被推选为小队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

  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省委指示,举行了潘忠汝、吴光浩、郑位三等人领导的黄麻起义。13日,耿锡祥带领他的自卫队赶到七里坪集合地点参加起义,晚10时,起义队伍由七里坪向黄安城进发。14日凌晨,起义队伍由城西北攀梯而上,夺占北门,占领县政府、警察局,全歼县警备队,活捉县长等官吏。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并将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从此,黄安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武装割据的道路。黄麻起义的胜利使耿锡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穷苦人才有出头之日。



湖北红安县黄麻起义纪念碑

  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地主还乡团进行“清乡剿共”,疯狂围剿革命武装,屠杀革命者,制造无人区,镇压农运。为保存力量,部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向木兰山转移,其余人员分散开就地坚持斗争。耿锡祥参加了区委领导的游击队,一面在当地宣传革命发展力量,一面打击反动民团、“红枪会”,惩恶除霸开仓济贫。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们白天分散隐蔽侦察,夜里集中发动袭击,日潜河沟、夜宿山林、缺衣少食,却信念坚定,斗志昂扬。“屠杀越残酷革命人越坚强,不革命没生路没出路!”烈士的鲜血让耿锡祥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在极端艰苦、战斗惨烈的革命低潮时期,1929年12月间,由徐义宏同志介绍,耿锡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如他后来所说,“从此由自发的革命人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

  1930年初,国内军阀混战开始,敌军主力调往前线,地主武装处于守势不敢出来。同年,中共鄂豫皖边区成立,苏区党的工作恢复公开,成立苏维埃政权,并成立赤卫军连。耿锡祥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父亲耿显华任村土改委员),任赤卫军连政委。当时执行“立三”路线,虽然对民团、“红枪会”不断出击,但战斗常遭遇包围反包围,牺牲也大。

  1930年6月,国民党军与多股地主武装勾结对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和经济封锁。一天清晨,敌人突袭徐家畈村,耿锡祥带着10来个赤卫军战士守在村北口掩护群众转移。村子三面环溪仅一条巷道从中穿过,撤退的群众和牲畜拥挤到村口,被几十个敌人堵住,危机时刻耿锡祥从掩体中一跃而起,边呐喊边向敌人开枪射击带头向敌人冲去,敌人见赤卫军来势凶猛掉头就跑,双方在村南口发生了巷战。此时敌众我寡,耿锡祥带领战士坚持阻击,直到群众安全转移才杀出一条血路撤出战斗。这一仗敌人死伤惨重,我军无一伤亡。经过多次战斗,当地民团、“红枪会”一提到“耿锡祥”就惧怕三分!多年后老将军提起他20岁出头当赤卫军政委、游击队长时,豪气冲天地说:“就是20多条枪,30支梭镖,这50个人,这几十里地啊,就是我们的天下,那就是要打天下,当天下!”

  1930年8、9月,为消灭地主武装,区委组建袭击队,又成立黄安红色补充团,耿锡祥随袭击队调入其中专门对付顽敌的快枪连任排长,他们对三处顽敌进行集中打击、瓦解,使黄安县北、东、东南的“红枪会”反动势力基本解体。

  从1928年底到1931年,区委领导的革命武装从自卫队、赤卫军发展为游击队,耿锡祥分别担任了队长—政委—队长,在赤白对立、中间形成无人区的残酷斗争中打了三年多游击。他们缴获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加强武装斗争和宣传群众的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

加入红色通信的行列

   1931年8月上旬,区委书记汪学权对耿锡祥说:“组织决定调你到彭(湃)杨(殷)军政学校去学习。”耿问:“学什么?”他说:“学炮兵。”渴望学习增长见识的耿锡祥高兴地回答:“服从组织决定!”

  8月11日,耿锡祥离开了游击队,同另两位同志一起,经区县介绍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所在地新集(今河南新县),由组织部介绍到南街参谋处招待所。两周后,参谋处的一位同志来说,决定让他们到新组建的通信训练队去学习通信。就这样,耿锡祥加入了初创的红军通信兵队伍,成为第一批红色通信战士的一员。

   彭杨军政学校通信训练队设在新集北街一个原旧当铺的小院内。早来的几人跟着行政管理员张善德做维修房子、上山砍柴等准备工作,其他学员陆续到来,有列宁小学的学生、各地来的青年、从战斗部队调来的一些同志,又派来正、副队长和报务、电学、机务教员等人。开学前,参谋处几次来人作检查,后来才知道,领头的是在苏联学习过、曾任红一军参谋长的军委参谋主任李昂慈。之后政委和从上海派来的王子纲先后到职后,加上张善德和耿锡祥4个人,建立了党支部。

  9月下旬通信训练队开学典礼上,李昂慈对通信战线的新兵提出两点要求:一、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加强军人观念,养成战斗作风。二、强调通信是保障军事胜利的命脉、通信工作对军事指挥的重大作用。

  通信训练队开设有线电通信和无线电通信两个专业,编成5个行政班,学无线电的一个班,10人左右,学有线电的4个班,40多人。耿锡祥编在有线一班,任副班长、班长,训练队支部委员。学习的课程除了军训和专业有专职教员,其他课程请人代课。公共课有队列训练、政治常识、算术和公文程式、英文简语、电工常识等。业务课无线电班以学报务为主,有线电班学习电话单机的原理及结构、线路架设和组织等。每天三操(早、中、晚)两讲(上、下午讲课),紧张有序。

   战争环境的经费物资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只有3钱油、4钱盐,要通过课余劳动补充伙食。大别山冬季寒冷,寒风刺骨,同学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睡木板,一块油布保暖,为解决燃料问题经常抽人上山打柴。尽管训练队的学习生活艰苦,但耿锡祥这些挑选出来的贫苦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学员们非常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勤奋努力地学习通信技术。训练队针对学员水平采取了深入浅出、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报务侧重练习收、发报,其他科目教课前先复习旧的,反复讲解巩固知识,耿锡祥的学习取得了较好效果,就连从未接触过的英语也学得不差。

  1931年11月7日,苏区红军主力南下七里坪,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在机关、军政学校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不久,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我军准备发起“黄安战役”,攻下黄安县城。训练队加强了战场通信、排除通信器材故障方法等战勤训练。

  为沟通黄安战役前后方电话联系,需要紧急架通由新集军委总部到黄安县前线总指挥部的电话线。耿锡祥和有线电班部分学员被抽调出来完成这项突击任务,1931年12月,施工到箭厂河后,上级指定耿锡祥为工程负责人。

   这是一条半永备线,全程约150里。线路由新集(军委总部)经箭厂河(方面军总部)、杨林岗(总经理部、兵工厂)、七里坪(黄安县政府和被服厂),直到黄安县南门外郭寿九村(前线总指挥部),然后再到永佳河(独立第一师师部)。其中从新集到箭厂河30里的线路山峦起伏,要翻越大别山峰垭口,鄂、豫分界岭处的悬崖绝壁。虽缺少开山工具,工作很困难,但他们起早摸黑不畏艰苦,施工中受了伤,包扎一下继续干。沿途群众也全力支援他们,将砍伐加工好的木杆、电线运送到现场,并热情安排食宿,帮助他们加快了架设从箭杆河至七里坪沿河和公路约70里线路的速度。

   架设位于战役中心的黄安城至郭寿九段线路时,红军主力正围攻黄安县城,并在桃花镇一带阻击敌几个旅的增援,而城北有盘踞在课子山制高点上的敌人时不时袭扰我后方,架设工程难度很大。12月19日凌晨,城内敌人企图依仗外援从城南郭寿九村(我前敌总指挥部)方向夺路逃窜,徐向前总指挥亲临火线指挥,左肘负伤,把敌人打得龟缩到城内。耿锡祥率领大家冒着枪林弹雨贴近战场施工,凭借地形熟悉,环绕城东,选择有利的时机、地点,日夜突击,于12月20日架通了方面军总指挥部电话。22日上午,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飞临黄安县城上空,撒下大批瓦解敌军的传单。当夜全歼敌人,黄安全县解放,改称红安县。23日徐向前总指挥入城,在南门大街一宅院里办公,学员们立即架通了电话。年方30岁的徐总指挥肘缠绷带,右臂挂胸前,坐在总指挥部里同各部队、新集军委通话,一位参谋高兴地说:“简直是开电话会议!”



湖北红安县将军墙,左起第5人为耿锡祥

  1932年1月,红军主力北上,耿锡祥一行人春节不离施工工地,赶架了黄安—永佳河40里干线、黄安—河口县40里干线。鄂豫皖根据地军地合用有线通信网正式开通,在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完成这次紧急繁重的架线任务,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期通信训练队有线通信学员的最好实习,线架好,学员也毕业了。边干边学,是我军战争年代训练通信干部的好经验。

深入虎穴到武汉搞电台

  完成架线任务后,耿锡祥留在河口县军区指挥部电话站工作,这里是有线电通信的枢纽之一,上通下达,电话繁忙。河口县原属于黄陂县北的一个苏区小镇,原来是黄陂、黄安、大悟三县交界处,又处在武汉往北交通线上,尽管敌人严密封锁苏区和郊县,这里却成了敌人失控的“真空区”,常有商贩跑武汉,商铺商品较多。

  1932年2、3月间的一天,电务处训练班政委孙光明来电话说,军委会刚成立的电台开始工作,需要大量铅笔、纸张,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军委会所在地新集那边购买困难,问河口能否买到?耿锡祥到指挥部对面的百货店一看,应有尽有,纸张种类真不少,连各色油光纸都有,便买了一批纸张、铅笔运过去,解决了电台和政治机关用纸的燃眉之急。此后,他又多次经手购买办公文化用品。

  由于常同店主来往,熟悉后了解到他们的货物是靠郊外、蔡店两个商贩团伙跑武汉搞来的,商贩有跑汉口的“通行证”,于是他将此情况报告给新集。当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极缺零配件,孙光明便到河口找商贩商谈购买电台器材问题。商贩不懂通信器材,也不知电台是什么,更不敢承接购买事宜了,只谈妥并经办买了几次干电池、电线,以及电话机的买卖,但是解决不了电台的器材问题。

  当时红四方面军也刚成立不久,军委会用的电台,是打黄安县歼灭赵冠英69师缴获的一部15瓦电台,质量不错但功率小,同上海党中央电台始终叫不通。电台改造和日常维护都急需解决通信器材问题,总指挥部知道了这事便说:“叫特务队到敌占区去搞。”          

  4月,军委会特务队从麻城调来,耿锡祥也被抽调到了特务队。队长姓张是麻城人,队员都是从红军队伍中选拔出的精英,个个身经百战,虎劲十足。领受任务后,特务队经蔡店镇、翻红毛岭、插到青石板镇附近一个靠山的小镇。

  当时武汉是反共中心,敌人采取“内紧外松”政策,表面上看市面平静,贸易繁荣,实际上军警密布,常在深夜突然盘查客店、旅馆。特务队要顺利插进敌窝又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如同深入虎穴一般!

   特务队在距武汉花园车站东约15里的青石板地区,开始紧张周密的准备工作。当时20岁出头的女县委书记张琴秋来队里看望大家,见她腰挎短枪和大家谈笑风生拉家常的飒爽英姿,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个留过洋的浙江籍大学生!鼓励大家一番后又开会专门研究了工作任务和行动计划。先由县委同志介绍平汉路一段情况,这一带群众条件好、党的基础强,1930年秋,我军奔袭花园站时,敌我兵力相当,我们就是靠着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全歼敌人枪炮团。路东是游击区,建有两面政权,表面能应付敌人,基本群众是我们的。当地党组织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完成这次任务提供了保障。其次是物质准备,特务队每人配短枪,两个“金瓜”型手榴弹,并筹集到需要的经费。

  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不引起麻烦,化装逼真成为重要的事,为此他们专门咨询商贩了解情况。化装时,他们身着武汉市民夏季常见的宽大白色衣裤,头戴外地商贩常戴的圆形草帽,梳理成有爱国反日情绪老百姓留的“鹅头”。为了贴合化装的小商贩身份,还专门练习了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等商人行为习气。

  5月中旬,特务队和商贩一行4人,绕开铁路,避开盘查,走小路经横店直达汉口大智门站。一路上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数个分别带在几人身上,耿锡祥负责保管一部分,出站后他们随商贩一起到汉口东大街靠近江堤的小巷,住进一家商贩到汉口常住的小客店,随即便外出了解器材情况。

  汉口的街道上到处可见“铲除共党,消灭共军”的大字标语,洋行、洋布、洋烟的“洋”字招牌十分刺眼……他们装作悠闲自得地逛大街、穿小巷,内心却十分警惕地提防着。一天,他们在街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前来搭话:“你们的货可办好了?”耿锡祥含糊地回答:“差不多了。”那人笑着点点头离去了。由于工作纪律他们不能打听什么,但看得出他们的行动是受到地下党组织暗中保护的。为了作幌子,他们特意到江堤买了一些小咸鱼作为办的货,有意让店主看在眼里。一天深夜,果然遇上武装巡警查店,他们早有准备,从容应对,店主也为他们说话作保,平安过了关。

   耿锡祥等人经过几天的摸查,在几个电器行看了货,仔细查看了商标、型号,有15瓦、50瓦、100瓦直流电动发电机,6伏酸性蓄电池,各种电子管及其他元件。他们确定了要买的东西,包括50瓦电动发电机、6伏蓄电池……特别是组装一部50瓦电台的全套元器件;向同行的商贩交代清楚并交付了款项,商定由他们出面购物运回。随后,他们循小路潜出汉口,顺利返回苏区。回到青石板没几天,器材便运到了,他们立即报告新集请派人来,新集派来所谓“运输队”负责运输,特务队星夜赶回了新集。

  红四方面军第一部电台于1932年2月在新集南门外钟家畈的一个小祠堂建立。过去红军的通信器材基本上靠战场缴获,常常残缺不全,这次化装潜入到反共中心武汉虎口拔牙,第一次买到这么完整、崭新的器材,其意义、作用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接着,耿锡祥又奉命返回特务队,通过商贩关系继续购买了干电池、电话机、耳机、手电、手摇马达、插件等3批器材。

  1932年8月上旬,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日趋激烈,耿锡祥因购买器材的手续问题返回新集时,军委电台已经向西转移了(西征),在新集指挥后卫部队的周纯全让他向皖西方向追赶电台。自此,耿锡祥就留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工作了。从1932年9月至1935年3月,任红四方面军电台机务员、报务员、支部书记;1935年4月至1935年10月任西北军区四方面军总部电务处机务股长,参加了红军的长征;1935年10月至1936年9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台长、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1936年10月,随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沿河西走廊西征,任西路军总部电台台长。


    第一排左起张正德、耿锡祥;第2排左起耿纪宁、耿伟宁、耿纪豫,第3排左起为耿燕京、耿晓宁、耿宁宁

  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耿锡祥从一名红色通信战线的新兵逐步成长为懂技术、会指挥的多面手,并成为红色通信战线中的中坚力量。


                           1941年在延安,军委三局部分领导合影,前排右一为耿锡祥

耿锡祥1946年在延安裴庄新华社电务处

注:文章资料来源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回忆史料(1)》1995年12月版耿锡祥《在鄂豫皖的战斗岁月》一文

2. 上述丛书中王子刚《转战南北建奇功》一文

3. 原湖北红安县党史办主任周少怀《耿锡祥少将传略》一文。

4. 原通信兵档案馆录音资料

5. 从徐明德之子徐南征处查询1990版新县县志。

6. 家中照片、网上照片文字。

作者:耿纪宁、耿燕京。原文题目《大别山的放牛娃到红色通信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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