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土地要是开口，它会说啥？在我国，就有一个专门为土地发言的人大代表——党永富。从事农田土壤污染防治30年，他累计治理因农药、除草剂残留污染土壤造成的“癌症田”2100多万亩，被誉为“中国农田土壤污染防治第一人”。12月5日是世界土壤日，我们再次访谈了这位“土代表”，听他讲讲治土那些事。

哈密的小麦收割季，全国人大代表、治土人党永富在田间考察化肥减量、农业提质的实际效果。

开会必说土，逢人就讲地，全国人大代表党永富人称“土代表”。

“人们关注产量，却很少关注农业污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得为土地说说话。”党永富说。

今年52岁的党永富，治土已经整整30年。从中原到东北，从新疆到华中，上千万亩污染、板结的土地在他手上重获生机。

河南省长陈润儿称赞他有两个奇：身为农民，却在大学生创业园办了研发中心；学历不高，却研究出科技含量很高的新技术。

党永富说：“这是一场长征，关于土的事一辈子都做不完。”

“炖锅汤，都想往地里洒”

党永富是地道的农村人。父亲早逝，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1988年，在西安工作的哥哥寄回一包除草剂。在当时的河南农村，除草剂还是个“稀罕物”。党永富拿着除草剂，心里嘀咕：这东西真能杀死杂草？庄稼不受影响？

党永富做了个对比实验。他把自家的一亩多地分成两块，一半用除草剂除草，一半人工除草。除草剂效果惊人，但庄稼在施药后经历了10到15天的抑制期，不长而且变黄，减产一到三成。

“有啥办法能消除除草剂的影响？”庄稼收上来，党永富开始惦记着克服除草剂的副作用。接下来几年，他尝试用土法子，把想到能解毒的东西都倒在地里：氨水、绿豆水、大蒜水、中药水…… “那段时间像着了魔，炖锅肉汤都想洒地里看看。”

1995年，党永富听说沈阳有个陈昌教授，对除草剂有研究，毅然登门求教。陈昌教授建议不如顺应形势，开自己的除草剂工厂。第二年，投资1000万元的工厂建成，党永富却一分钟没生产，断然把工厂关了。

“我去外地农药厂考察学习，天上没有鸟，水里没活鱼，污染太大了。”党永富回到家，一连几晚睡不着。他跟爱人商量，有毒的钱不能赚。

那正是农药的黄金年代，供不应求。党永富“见钱不赚”的做法让陈昌感动，他决定帮党永富建药厂。原料初具，陈昌却于1997年去世。为保密考虑，陈昌生前没留下任何数据，唯有几张随手标注数字的烟盒，但就是这堆原料和烟盒，成了党永富科研的起点，他开始了降解残留领域的“长征”。

料理完陈昌的后事，党永富与技术员一起开始破解烟盒纸上的“密码”。历经100多个日日夜夜，他终于把生产技术成功复原，并生产出第一个高纯度的产品。

此时，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传票一天接好几个。法院把刚建起来的生产线查封。2000年，公司不得不宣布破产。

党永富在田间给乡亲们讲土壤修复

“我想让土地自由呼吸，活起来”

2001年春天，党永富节衣缩食，攒钱租借了一个小型发酵罐，继续自己的长征。三年后，他终于完成了主要降解剂的精准定量，党永富为产品取名“奈安”，取“奈得粮食，安心天下”之意。

2005年，东北一些大豆田除草剂残留药害暴露。多年过量使用除草剂，庄稼难以存活，土地被群众称为“癌症田”。党永富听闻，带着产品到黑龙江绥化。当地植保站不信任：“德国公司都没治好，成本过高，你凭啥？”

凭的是效果。“癌症田”重新长出了玉米、大豆。相比国外公司每亩地数千元的治理成本，党永富的产品每亩只花费20元。他带着“奈安”一路往北，走遍黑龙江，在农村几乎家喻户晓。

截至目前，党永富先后在全国12个省近百个地区公益治理因过度使用除草剂造成的“癌症田”2100多万亩，挽回经济损失上百亿。

解决了除草剂残留，党永富又盯上了化肥污染。

党永富对化肥有感情。“没有化肥，中国人现在还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他生在周口农村，饿大的。80年代，自家地每亩只打60多斤粮，春荒扛不住，就啃红薯干。“巴掌大一块土，都要种几颗种。土是聚宝盆，农民惜地，地是命啊！”

党永富坚信“化肥是个好东西”。测土施肥，中国的粮产连续翻番，达到了亩产千斤。然而，20多年的“化学农业”让每亩地从撒20斤化肥就足够变成增加到300斤还“没劲”的状况。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却用掉了世界近1/3的化肥。田地板结、酸化，不再生长蚯蚓等益虫；化肥吸收不尽，相当比例挥发进大气，流失进入水源……

农民出身的党永富最有体会：长期使用化肥，土壤板结就像“千层饼”，植物根只能横向长，扎不深。而健康的土像海绵，根直着往下长。过去小麦根须能达到2米，现在只扎在地表10-30公分。

“土地长期用化肥，就像人天天吃大鱼大肉，久了自然血脂稠血压高，并发症全来了。”党永富解释，化肥再多，土地还是饥饿，所以有机质、矿物质不可或缺。

党永富决心让土地恢复自由“呼吸”。他培育微生物分泌聚谷氨酸，发明了被广大农民称之为“微蜜”的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微蜜”能阻隔肥料固化，激活残留在土壤内的肥料，同时还能有效平衡土壤酸碱值，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酸化问题。

在新材料炭吸附聚谷氨酸的作用下，每亩地的化肥用量可以从100多斤减至80-70斤以下，替换成炭吸附聚谷氨酸新技术成本在30元左右，还能保证增产。按照农业部专家相对保守的评估，这项技术能在化肥减量30%的情况下，增产粮食8%。

“中国治土第一人”党永富

“土地是父母、生命”

今年，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又迎来一个丰收年。全县整体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在化肥减量20%的情况下,小麦增产9%以上，品质提升3个点, 连续两年整县每年减少化肥1300吨，增收2500多万元，惠及巴里坤县全县60%贫困户。

同时受益的还有枣农。种枣的农户减少化肥使用30%,大枣的亩产量却不减反增,亩产达到了1200公斤,每亩增产400多公斤,增收4000多元。

这是党永富治土长征中的又一个足迹。在河南援疆的支持下，他主持的化肥减量在新疆已经完成了3年积累，并连续两年实现了整县推进的成功。

“土是聚宝盆，春种一粒，秋收万颗。治土的事儿做多少都不算多。”党永富说。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在内蒙，王安全农场租种4000多亩玉米地改种土豆暴露药害，公益救助让土豆苗枯而复苏。在湖北，除草剂流入蟹塘，老党无偿救活了水草，供上蟹苗的口粮。

推广新技术，党永富还挨过打。在山东调研，经销商听他讲农资药害，追着打，他钻到玉米地里才逃过一劫。经销商欢迎测土施肥、配方施肥这样的化肥新应用，不欢迎化肥减量的技术。即使聚谷氨酸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修复土壤，仍然遇到排斥。

近几年，环保越来越被重视，不少公司开始做起了这门“生意”。别人治土讲成本，老党从来只讲效果。治理一亩地，别家公司收费动辄上千元，老党始终是二三十块。

“我治土不为钱，图钱就不干这一行。我是个农民，就得把土地保护好，上对起天，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党永富说。

党永富从一名乡代表、县代表、市代表、省代表，一路当到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他的议题永远只有一个——土地。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重视解决。”党永富说，比如农民“多施肥多打粮”的观念根深蒂固，高产还想更高产，不舍得减量。2017年底，相关内容写进了十九大报告，土壤健康正在得到高度重视。

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这是党永富盼望多年的愿望，让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以后可用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

“对我来说，土地就是父母，是命。治土是一条长征路，这辈子都走不完。”党永富说。